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六日，刘存厚军北路司令杨肇锡反攻遂宁获得成功。
二十日，南线之舒荣衢旅打退赵又新部的进攻，夺回富顺。中路钟体道师也击败进攻安岳之黔军，推进到永清。
刘存厚军的反击，给滇军造成较大损失，但其所属部队亦因数月激战，已成强弩之末。局部反攻虽获小胜，终因兵力不敷，无法摆脱被动态势。
一月二十三日，北京政府任命刘存厚兼北洋陆军第二十一师师长，舒荣衢为该师第四十一旅旅长，陈洪范为第四十二旅旅长，刘成勋为陆军第二十二混成旅旅长，汪可权为第二十三混成旅旅长。试图用将刘存厚所统之川军纳入北洋军序列的作法，把刘存厚牢牢拴在“武力统一”的战车上。
北京政府这一招果然见效，刘存厚在接到命令的当天，即致电北京政府，声称要作战到底，“决不与滇黔议和”。
然而，这种坚定态度，并未给川军带来任何希望。
一月二十五日起，川南滇军分兵四路向叙州、富顺、内江和资中等地发起猛烈进攻。刘军因伤亡惨重，弹药匮乏，后援不继，战力锐减，整个防线呈瓦解之势。
三十日，刘存厚急电段祺瑞，谓“饷械全罄，各军退却，叙州、遂宁相继失陷，维持力竭，乞速援救”。
但此时北军在湖南新败，岳州失守，北军正急于改变湖南战场的被动态势，无力顾及四川方向。对刘存厚的告急电，未予回音。
一月三十一日，滇军攻占叙州，二月二日攻占内江、富顺，六日攻占自流井。
刘存厚军一、二、三师龟缩于乐山、简陽至成都间狭小的地域内。
为了保存实力，应付危局，刘存厚于一月三十一日通电宣称：将四川督军一职让给熊克武，“自己解甲归田，以明素志”，要求与联军停战议和。
这一缓兵之计当即被联军识破，认为“所云停战，实系缓兵”。
唐继尧、熊克武要求刘存厚率部撤出四川，退往陕西。刘存厚默而不答。于是，各路靖国军继续挥兵前进。
缓兵之计落空后，刘存厚决心以所余兵力固守成都外围要点，等待北京政府救援。
他分析战场形势，认为滇军在南路，黔军及熊克武所部在北路，“两相比较，实南强而北弱”，因而决心对南路之滇军取守势，对北路之黔军取攻势。为此，决定抽调防守资中的部分兵力至简陽方向，准备伺机反击。
二月上旬，防守简陽的川军第三师未等资陽之援兵赶到，就仓促协同第二师之第三混成旅，对乐至之黔军发动进攻，攻占该镇后，又继续进攻安岳。
中途遭到黔川联军迎头痛击，旋即放弃乐至，回守简陽。联军乘势追击，在乐至以西之施家坝遭到由资中和乐山赴援之刘存厚军猛烈阻击。
正当简陽刘存厚军顽抗联军进攻之际，第二师所属之刘成勋、陈洪范两旅于二月十六日在乐山宣布参加护法。十八日，第一、三两师全体军官和第二师之汪可权、舒荣衢旅，也宣布与西南靖国军一致行动，并推熊克武主持四川军政事务。
刘存厚军纷纷参加护法，滇黔军得以长驱直入，于二月十八日占领简陽，进逼成都。熊克武所部也乘势攻占淮镇，向成都挺进。
刘存厚见所属部队分崩离析，无法再战，遂于二月十九日伙同城防司令田颂尧等撤离成都，退往川北。
三月八日，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历时八个月的四川护法战争，至此告一段落。
与此同时，其它各省的护法势力也有很大发展，“独立”、“自主”的通电接连不断。
在湖北，石星川、黎天才的靖国军虽遭挫损，但尚有革命党人蔡济民率领的民军在广济等地活动。
在陕西，陕军团长郭坚在凤翔宣告自主，革命党人于右任、胡景翼在三原宣布独立，陕西靖国军一度攻占了西安。
在浙江，驻宁波的旅长叶焕华宣告独立，温州、处州（今丽水）、绍兴等地的军队一度响应。
在河南，原京津总稽查长王天纵在临汝宣告独立；在山东，部分陆军起义，一度攻占了东平。
在福建、安徽，也出现“靖国军”、“讨倪军”，响应护法。
短短几个月内，护法烽火遍及十几个省，形势十分有利。这时，如果参加护法的各种势力能够团结一致，在护法军政府统一领导下，协同作战，共同对敌，未尝不能发展大好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