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其实是历史的产物。
人类社会自从有了财产私有以后也就有了腐败。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腐败的内容和定义或许有不同，但只要存在财产私有，任何社会就不可能没有腐败。
腐败与所在社会的秩序是不相容的。没有哪一个社会会公然提倡。相反，治理腐败，是所有社会管理者的共同责任。
而判定一个社会的社会风气如何，不能看这个社会有没有腐败，甚至不能仅看腐败问题发生的数率的大与小，最主要是看管理者能不能对腐败有效管控。
如果一个社会腐败成风，管理者失去了对腐败的控制，那这个政权是不会久长的。
公道的说，采取这么多措施，下如此大功夫去抓去管，成果肯定是有的，而且不会小。
特别是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直隶给人的感觉简直就是气象一新；管与不管自然是大不一样。
但是，在晚清那样的大环境下，想彻底改变腐败的状况，其实是不可能的；所谓积重难返。
官员的腐败，归根结底是因为官员手里的权力，可以为别人谋取特殊的利益，人们才会去送礼送钱，去获得想得到的特殊照顾。
在官员腐败上，人们的目光习惯放在官员身上。
人们有理由这么做，因为官员掌握着稀缺资源，不是什么人通过努力就能得到的资源——权力。
但如果想搞清问题，如果想解决问题，就应该搞清楚，官员本身并不是问题的全部。
有送礼才有收礼，没人送礼哪个官员能收到礼。
前面我们肯定了，破除“陋规”很重要，也很必要。但从根上说，官员的腐败根本的问题，不仅仅是袁世凯认为的“陋规”，而在于权力本身。如果权力不能为别人谋取特殊的利益，谁还会去巴结权力？
问题是不能让权力任性妄为，更不能为所欲为。
问题在于办事公开和透明，不能有暗箱操做。
问题在于干什么都要有规矩和章法，让个人随意性无所作为。
问题在于把权力装在笼子里。在权力范围之内，在笼子之内，可以纵横驰骋，出了笼子，再想用权力搞事，就寸步难行。
问题在于把权力置于各方面的有效地监督之下，因为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没有监督的权力差不多必然导致腐败。……
但是，在袁世凯那个年代，在封建特权制度下，以上的这些是不可能实现的。
封建统治本质上人治而不是法制，归根结底是长官意志决定一切。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就算袁世凯的肃。贪能取得很大的成效，他离开了也未必能继续，这也是人治体制必然的局限性。
袁世凯手下的一个即用知县叫周子荫，他这样的评价袁世凯的整饬吏治：
在外省未做官时，“常闻北洋用人行政之善”。
及分发直隶后，“默察官界之芜杂，吏治之苟且，人员之壅塞，风气之颓衰，迴非意计之所及。设官为民，至此可为寒心。……
“近年举行新政，直隶负全国模范之名，不意外州县**敷衍或较他省为甚者。……（官吏）流品之庞杂日甚，亦运动之术日工。查直隶自道、府以至未秩，数逾虎贲（意为三千），盖候补而外，后补者数百，投效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