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章中继续写到：“数路连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转运司利于财用，例不肯放税，纵放亦不尽实。
虽无明文指挥，而以喜怒风晓官吏，孰敢违者？
所以逐县例皆拖欠两税，较其所欠，与依实检放无异，于官了无所益，而民有追扰鞭笞之苦。
臣顷知杭州，又知颍州，亲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日就穷蹙，而欠籍不除，以至亏欠两税，走陷课利，农末皆病，公私并困。
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
臣自颍移京，舟过诸州，所至麻麦如云。臣每屏去吏卒，亲入村落访问，父老皆有忧色，云：‘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衣节口，犹可以生；若丰年举催积欠，胥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言讫泪下。臣亦不觉流涕。
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麦既熟，举催积欠，故流民不敢归乡。’
臣闻之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
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
臣先知杭州日，于元佑五年九月具奏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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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曰，见欠市易籍纳产业，圣恩并许给还，或贴纳收赎，而有司妄出新意，创为籍纳折纳之法，使十有八九不该给赎。
其二曰，积欠盐钱，圣旨已令止纳产盐场盐官本价钱，其余并与除放，而提举盐事司执文害意，谓非贫乏不在此数。
其三曰，登极大赦以前，人户以产当酒见欠者，亦合依盐当之法，只纳官本。
其四曰，元丰四年，杭州拣下不堪上供和买绢五万八千二百九十匹，并抑配卖与民户，不住鞭笞催纳，至今尚欠八千二三百贯，并合依当年四月九日圣旨除放。
然臣具此奏目，经一百八日，不蒙回降指挥，复乞检会行下，尚书省取会诸处，称不曾承受到上件奏状。
十二月八日，三省同奉圣旨，令苏轼别具闻奏。
臣已于元佑六年正月九日备录元状，缴连奏去讫，经今五百余日，依前未蒙行下，伏乞检会前奏一处行下。
臣前所陈四事，止是扬州、杭州所见。窃计天下之大，如此四事者多矣，若今日不治，数年之后，百姓愈困愈急，流亡、盗贼之患，又有不可胜言者。
臣伏见所在转运、提刑司，皆以催欠为先务，不复以恤民为意，盖函矢异业，所居使然。
臣愚欲乞备录今状，及元佑六年正月九日所奏四事，行下逐路安抚、钤辖司，委自逐司选差辖下官僚一两人，不妨本职，置司取索逐州见催诸般欠负科名、户眼及元欠因依，限一月内具委无漏落保明供申，仍备录应系见行欠负敕条，出榜晓示。
如州县不与依条除放，许诣逐司自陈，限逐司于一季内看详了绝。
内依条合放而州县有失举行者，与免罪改正讫奏。
其于理合放而未有明条，或于条有碍者，并权住催理，奏取敕裁，仍乞朝廷差官三五人置局看详，立限结绝。
如此则期年之间，疲民尚有生望，富室复业，商贾渐通，酒税增羡，公私宽贷，必自此始也。
民心邦本，事关安危，兼其间逐节利害甚多，伏望圣慈少辍清闲之顷，特留圣虑，深诏左右大臣，早赐果决行下。
当时臣身远言深，罪当万死，感恩徇义，不能默已。”
高滔滔读后恻然，下诏：“京师所置局，因令看详畿内欠负。”
然而苏轼并没有就此终止，继续上书，还告了户部一状，讲述自己所见的中央政策在抵达地方后的执行情况：“臣过淮南，见转运司牒，坐准户部符，臣僚上言淮南灾伤，乞特与除放，其余纳钱见欠人户，亦乞特与减免三分外，若犹有欠，并上二等户，如不可一例减放，则并乞特与展限，候今年秋税送纳。其言至切。”
“寻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