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义》，是《周官新义》、《毛诗义》、《尚书义》的总称，其中只有《周官新义》是王相公亲笔，其余两篇乃王雱和吕慧卿所作，当初制定的时候就极不严谨，乃是介甫公一家之言！
比如《尚书》，当年苏明润《尚书祈询》中提出的一百多个问题，都在点子上，算是开辟了《尚书》辨析这样一门学问。
到了今天，学界已经渐渐形成共识，其中不少章节，存在改编，删窜，颠倒，甚至是伪写等情形。
这些问题，是当时安石公也没有弄明白的，王雱、吕惠卿就更隔了一层，他们作的《尚书义》，能作为学校法定教材？能作为科举的唯一参看书目？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周官》同样如此，不说别的，就一个《考工记》，能绕得过理工去？
关于音律，尺寸，量衡，参照出土文物就会发现，和今人的理解区别甚大，商周文字考义局如今对这个问题已经作了很多详尽解释。
这些进步，反证了王相公的《周官新义》，有很多地方不靠谱。
现在明明问题出在教材错误上，却归罪到考官的考题正确上，这不叫文过饰非叫什么？
因为涉及到苏辙，苏油不得不上书阐明立场。
苏辙的问题，不在于他对真理的坚持，而在于他犯了“程序错误”。
国家立《三经新义》为三经唯一参考书目，并且规定其为试官的唯一出题科目，那么试官就理应遵守规定。
如果是教材有问题，考官发现后，应当按照正常程序上报，建议朝廷修改，就像司马学士现在所做的那样。
但是在国家没有给予明确答复，下达指导意见之前，一个考官，当然必须按照原有规定来执行。
这就叫“程序正确”。
当然程序正确也存在例外，那就是事发突然，即将给国家百姓造成严重损失的时候，可以从权。
但是出考题，明显不在此例外之列。
所以苏辙童鞋应当承担责任。
但是话又得再次说回来，苏辙承担了责任，并不是意味着他这件事情所体现出来的问题，就不是问题。
因此朝廷应当在处理苏辙的同时，也对他说提出的意见，予以高度重视。
如果《三经新义》有问题，那就应当集合全天下的博学才士共同讨论，制定出一本符合大宋标准的“官方版本”《新义》出来，作为考试参考教材。
有问题的部分，要标明有问题；有异议的部分，要标明有异议；未定的问题，要标明未定。
这是有先例的，著名的《史记三家注》，便是这样的体例。
至于考试，只能从已定的，无疑义的那些内容中选取，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道奏章说白了还是理工“求同存异”，“实事求是”那一套，但是不能说苏油的奏章有什么毛病，完全站得住理，立得住脚。
可问题是，如果要照苏油这个搞法，大家都服气的“博学才士”，都有哪些？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苏油第一次将朝廷的博弈摆到了明面上来，而且推出了解决问题的新方法——集体讨论，求同存异，明确分歧，搁置争议，照顾多数意见。
赵顼对此颇为犹豫，主要是他要顾忌王安石的面子。
反倒是王安石上书，提出《尚书义》的问题相当严重，《周官义》也有很多地方不严谨，这是事实。
他提出一个折中的解决办法，就是先办一份报纸，名叫《学报》，只攻学术，不涉政争，大家都可以投稿，水平高的予以发表，启发讨论，最后趋同。
王安石都认账，赵顼就不好再坚持了，同意先开一个学报局，点了程颢为编修，先办几期《经义学报》再说。
苏油再次上书，陛下，安石相公这个法子好啊，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办个《数学学报》、《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