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中华民国于六年八月十四日，宣告对德国立于战争地位，主旨在乎拥护公法，维持人道，阻遏战祸，保全和平。自加入战团以来，一切均与协约各国，取同一之态度。现在欧战告终，对德和约，业经协约各国全权委员，于本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巴黎签字，各国对德战事状态，即于是日告终。我国因约内关于山东三款，未能赞同，故拒绝签字，但其余各款，我国固与协约各国，始终一致承认。协约各国对德战事状态，即已终了，我国为协约国之一，对德地位，当然相同。兹经提交国会议决，应即宣告我中华民国对于德国战事状态，一律终止。凡我有众，咸使闻知！此令。”
与此同时，广东军政府也对德宣告和平。
“自欧战发生，德人以潜艇封锁战略，加危害于中立国，我国对德警告无效，继以绝交，终与美国一致宣战，当即声明所有中德两国从前所订一切条约合同协约，皆因两国立于战争地位，一律废止。去年十一月十一日，我协约国与德国订休战条约，随开和平会议于巴黎，我国亦派专员出席与会。惟对于和约中关系山东问题三款外，其他条款，及中德关系各款，我国均悉表示赞成。今因我专使提出保留山东无效，未签字于和约，此系我国促使主权，万不获已之举。对于协约各国，实非常抱歉。而对于德国恢复和平之意，则亦与协约各国相同，并不因未签字而有所变易，我中华民国希望各友邦对于山东问题三款，再加考量，为公道正谊之主张，而为东亚和平永久的保障，实所馨香祷祝者也。特此通告！”
陆徵祥于巴黎和会闭幕后即返国，他回国经过，其也曾有文字留下：
“我从巴黎和会回来，船到吴淞口，岸上立几千人，打着旗。旗上大书“不签字”，“欢迎不签字代表”，船主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不明了民众是反对还是欢迎，那是午后五点，我正在剃胡子。船主托人告诉我，请加谨慎。我说他们既是欢迎，必然无事。赶到吴淞口的人，以为我将在吴淞登岸，我们的船却直驶上海。吴淞口的人都已赶回上海。上海的几位朋友走来欢迎，都不能近前，因岸上的人多极了。当晚我就乘车去北京。车站站长请见，言民众都围在车站外，可否让他们进站。我说当然让他们进来。
“我往火车站，一路水泄不通。巡警与秘书，沿途大喊，让陆专使登车。登车后在车上出见民众。他们喊说：‘欢迎不签字的代表。’我答说：‘不签字一事，我不知办的对否？因政府命我签字，我没有签。你们既然欢迎，我想大约没有做错。’民众喊：‘不用跟日本直接谈判。’我说：‘这一点请各位放心。我既没有签字，即是拒绝谈判。’民众乃欢呼。当夜，每一车站都有如山的民众，愿见专使，我因疲乏，已就寝，请魏代表接见民众，代为致谢。”云云。
陆徵祥这一生，最令他痛心的是签《二十一条》，《二十一条》签字后，陆征祥感到身心俱瘁，对袁世凯说：“我签了字，也签了自己的死案了。”
《二十一条》披露后，全国上下群情激愤。人们游行示威，声讨外交次长的曹汝霖和当时驻日公使陆宗舆，却未提及主持谈判的总长陆征祥，大家也都明白陆征祥是被临时推出去的，是被迫签的字。
但是，陆徵祥本人心里并不好过，可以说签《二十一条》一直是他的痛。这一次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总算使他扬眉吐气一次。
现在，我们回头再说南北第二次和谈。
和谈除了地点、人数、名称问题难以解决外，还有两个大难题，一个是陕西省停战问题，一个是段祺瑞主持的参战军的存废问题。
关于陕西问题是由陈树藩引发。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六月七日，陈树藩即通电全国，取消陕西独立，吹捧袁世凯为"中华共戴之尊，民国不祧之祖"。
段祺瑞对陈树藩也大加赞赏。六月十日，段祺瑞发出命令，委任陈树藩为将军府汉武将军，七月，正式任命陈树藩为陕西督军。自此，陈树藩投向段祺瑞，成为北洋皖系的得力干将。
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提出各省"军民分治"，任命老同盟会员、云南腾越人李根源为陕西省长，段祺瑞暗中授意陈树藩发动陕人反对李根源赴陕。
先是指使旅京陕西同乡会中的陕南老乡请愿，反对李根源任省长；接着又操纵陕西省议会致函黎元洪，不欢迎李根源来陕。
两计不成，李根源入陕就任省长之后，陈树藩处处与李根源作对，并派亲信监视李根源的行动。
一九一七年五月，段祺瑞被黎元洪免职，陈树藩作为段祺瑞皖系的干将，当即通电宣布陕西独立，脱离中央。
六月，陈树藩将李根源赶出陕西。七月，段祺瑞平定了张勋复辟，"再造共和"，重新组阁，陈树藩兼任陕西省省长，集陕西军政大权于一身。
陈树藩当上陕督之后，便积极扶植个人势力，把同学、老乡刘世珑、曾继贤、张宝麟、张飞生、张丹屏等提升为团长、旅长，而反袁护国立了大功的民党人士胡景翼仅委以团长，高峻为副团长，曹世英部连正规军也没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