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五月三日晚，北京大学学生举行大会，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北京师范大学）、法政专门、高等工业等学校也有代表参加。学生代表发言，情绪激昂，号召大家奋起救国。最后定出四条办法，其中就有第二日齐集天安门示威的计划。这四条办法是：
（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
（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合约上签字；
（三）通电各省于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示威运动；
（四）五月四日上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十三校代表，在法政专门学校开会，研究和部署下午在天安门前举行集会和游行示威。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下午，北京三所高校的三千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最早到达天安门。
他们打出“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币制局总裁陆宗舆、驻日公使章宗祥。
学生游行队伍移至曹宅，没找到曹汝霖抓到章宗祥，群情激愤下将章痛打。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的匡互生第一个冲进曹宅，并带头火烧曹宅，引发“火烧赵家楼”事件。
随后，军警出面控制事态，并逮捕了学生代表三十二人。
天安门前金水桥南边高悬的一副对联引人注目：“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长沙各学校学生举行“五七”国耻纪念游行，游行队伍被张敬尧派军警强行解散。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上海成立学生联合会。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四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
一九一九年五月中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邓中夏到湖南联络，和湖南学界代表介绍北京学生运动情况，并商讨恢复和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问题。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九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
一九一九年六月三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军警逮捕一百七十多人。学校附近驻扎著大批军警，戒备森严。
湖南长沙的第一师范、湘雅医学校、商业专门学校等二十个学校学生举行总罢课。
一九一九年六月四日，逮捕学生八百余人，此间引发了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一九一九年六月五日，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以响应学生。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
一九一九年六月六日、七日、九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
上海工人罢工波及各地，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自此起，运动的主力也由北京转向了上海。
一九一九年六月六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反对开课、开市，并且联合其他地区，告知上海罢工主张。响应上海的三罢运动，全国二十二个省一百五十多个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响应。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陈独秀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通电，抗议政府的这一暴行。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三日由阮真主编的《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创刊，发行所设在门帘桥省教育分会事务所内。张闻天，沈泽民（茅盾之弟）为编辑科科员，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该刊及时报道南京、江苏及全国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的情况；围绕如何“改良社会”这一中心问题，抨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政府，批判旧制度、旧道德、旧思想、旧习惯，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并介绍各种新思潮(该刊连续出版了70号，至9月11日停刊)。阮真在该刊最后一期的《编辑科经过报告》中这样写道：“……真（阮真）于发表来稿，重思想不重文字，尤以改良社会及改良教育为救国初步之方针，此本刊之微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