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兵车进入库伦市区，又特意绕着几条店铺连绵、人烟稠密的街巷，徐徐前行，然后才开向库伦西郊的红城（袁世凯当国时命令修建的驻军区域）。
但当车辆进入营区之后，并不准士兵下车，而由军官监视着，要士兵们都俯伏于车厢之内，然后自外以巨幅帆布覆盖，使车外看不到车内有人。安排妥当之后，将车重又开离营房，于离库伦不远之处，又重行杂入新来的兵车行列以内，一同进入库伦市区。就这样往往返返，把那些未见过世面的蒙古人，看得眼花撩乱，简直就不知西北军开来多少人马？
接着，当日上午日本驻军的缴械事件，同时传遍库伦全城，使一般蒙古人对这位少年英俊的徐将军（徐是时的实际年龄40岁，不过看起来好像三十许人）敬若神明一般。
库伦西郊的红城营房，原是袁世凯派人督建的，其规模之大，足够五个师居住。徐树铮此番仅带来一旅人，其编制名额虽较一般部队为多，但八千多名官兵总无法住满这样大的一所营房。
但徐对此亦早有安排，他在军队到达之前，即规定每一个连应住入容纳一团人的营房；且须在各营门外边布满卫兵，并严禁当地人民接近营区，以免泄露真相。
因此蒙人以为各营房内皆住满军队。其数目至少应在五万人以上，却不知尚不足一万人。这样一来，对蒙人的心理产生了极大的震骇。
人类社会在发展的早期，曾经有过一个崇拜英雄的时期，也就是勇猛和智慧本身就是道德，臣服于勇者和智者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这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弱者臣服，就不至于大家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
这时候的草原，是不是还没有完全走出对强者崇拜的历史时期呢？反正现在的徐树铮，在蒙人中已经是神一样的存在。
洞察一切的徐树铮要的就是这样的结果，他的目的达到了。
徐树铮抵库伦后，感觉蒙人的头面人物多秉性多疑，如果在谈判交涉时用翻译，不但会容易失去原意，也容易导致误会。这是个学习能力极强的人，抵达库伦的第三日，即请来一名翻译人员，向其习学蒙语。
为了不受打搅，他要求左右人：“在我学习蒙古文之时，非有特别重要事故，概不会客。”
当他在北京时，对蒙古语言已经学了不少，可以进行简单对话。此又“恶补”了两周时间，对蒙古普通语言已能畅谈无阻。
小徐于十一月六日会见了哲布尊丹巴活佛，在十一月十四、五两天和蒙古“总理”巴特玛及各喇嘛会谈，他都是自己用蒙语交谈。这使得对方不但对他肃然起敬，更不敢对其有所欺瞒。因为对方以为这天降神将，还是位蒙古通。
十一月十日，徐树铮和陈毅谈到六十三条件问题，陈还是讳莫如深、吞吞吐吐。小徐曾有电给徐世昌，报告当时情形。
电云：“顷陈使面约树铮明晚到署商酌蒙事条文，届时当约集李恩两副使，并率褚旅长其祥，杨参议志澄会同往商，庶免一二人偏见难洽。如虑人多泄密，树铮可以军法处之。查陈使原拟条例定稿之初，树铮即有所闻，渠遣秘书黄某甫到京，亦即知之，因未来见告，故亦不过问。黄到六七日后，陈使忽电树铮，谓黄有秘要赴京，到时祈面晤。讵黄晤时，踌躇其状，闪烁其神，吞吐其词。询其有何秘要，则云无他事，因请假赴奉，故都护嘱便道一催队伍耳。树铮更笑而遣之。
“树铮启行前一日，谒大总统叩辞，奉询及撤治条例事，饬取阅研考。归向院秘书厅借得外交部签注原件，即携之北行。途次，日夕审核，颇悉利弊所在。意到库陈使必以见商，故早作准备。又来时，本望以筹边事业，问诸陈都护及各副使，公共计筹，明年开春，即可兴办。一备国家另设官额，一使外约之官，潜移默化，渐致为民治之区。于行时亦经陈明大总统鉴核，奉谕‘甚好，问陈为助，自是善策’。故停车之即夕，即取治蒙条例秘案，倾诚相示，而渠始终意殊不属，略与谈及撤治事，其闪烁吞吐，亦与黄同。
“树铮不便再言，是以电陈意见，拟俟李恩两副使到后，公共商酌。嗣知陈使接政府中人秘授意旨，嘱其不须以条文相示，意在勾结一二蒙员，自行分报办理。查树铮自到库之日起，一言一动，每日必电陈政府鉴核，事因所见所闻，或所意揣，无不分析明白，自问无负于政府，无负于道义。树铮在外之将，权宜甚大，岂好为驯谨哉？只以历年来国家威信，不出都门，天下蔑视者多，故欲率为矩式，纳人以轨物耳。今再敬陈管见，祈赐察照。
“东电请核示之原议七不可，及条文大义，既奉钧院公电，大总统谕许为卓识远谋，明晨公议时，自当抱定此旨，和衷商洽。又条文中有与筹边使官制职权搀越者，概予削去，然后责成陈使妥办；如不能办，即请责成树铮妥办，办妥后仍移交陈使坐承其功。树铮亦本边使职权，力自图之。树铮只重国事，决不以荣枯毁誉介意。总之，西北筹边使为外蒙已定之官，官制及其职权，为国家已定之法律，命令不得有所变更，速发亦属无效。
“树铮承命守职，一日不离职，一日即暂死守更职之义，无论外交，无论蒙情，无论土地，均应负其全责。明日卸职，即可幅巾骑驴，逍遥湖上；今日未去职，即丝毫不容人侵犯，故作侵犯，即是破坏法律。民国以法律为保障，破坏法律即是破坏民国，即天下之公敌，虽有周亲，亦必仇之！树铮忝为国将，与国同休戚，保法律即保国家，皆天职中所有之事，又不仅边使官制而已也。谨电陈鉴核。制树铮。灰（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