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军方面，列名的是：谭浩明、谭延闿、程潜、马济、李书城、韦荣昌、张其锽、林俊廷、陆裕光、赵恒惕、林修梅、黄克昭、马鋆、宋鹤庚、廖家栋、鲁涤平、王得庆等。北军方面，列名的是：吴佩孚、李奎元、杨春普、冯玉祥、张宗昌、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张学颜、张福来、潘鸿钧、张克瑶等。
这个电报，是吴佩孚所主稿，向南军将领建议，用联合名义发出去的。
此电不但无视已经选出的总统，还将北京政府与广州军政府平列在一处，这还不算。最让人震撼的是：南北军人联合起来主和，可是自南北战争以来的首次。
段祺瑞惊呆了，他认为这不是主和主战问题，而是北方将领背叛、通敌、降敌的问题。对于吴佩孚这个刺头，这个令人讨厌的家伙，他不想再忍了，要以通敌的罪名下令讨伐吴佩孚。
但他的左右劝都他忍耐。一方面，主战派已无可用之兵，讨伐令只是虚声恐吓。另一方面，总统刚选出，还没有走马上任，对吴大兴讨伐之师也不是时候。
安福国会也有议员叫嚷：“吴秀才造反了！”
安福系议员邓熔在参议院提出惩办吴佩孚的紧急动议，但遭到另一安福系议员张敬舜的坚决反对。张敬舜是张敬尧的兄弟，真要是讨伐吴佩孚，湖南的张敬尧肯定首当其冲，张敬尧哪有和吴佩孚的部队作战勇气。众议院议员贺得霖也提出惩办吴佩孚的建议，也是未能交付众议院审查就没了下文。
段祺瑞虽然不敢下讨伐令，但也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态度。
九月三十日他以国务院名义通电驳斥了南北军人的联名通电。随后，北方督军们纷纷怒发冲冠。
倪嗣冲有言：“谬谈法律，破坏大局。”
杨善德有言：“曲说乱真，逞以欺世。”。
阎锡山有言：“妄谈法律，徒逞私见”。
长江二督之一的王占元也认为“吴师长竟与南方诸将领联合署名，不胜诧异。院电驳斥，义正词严。一隅之论，不足以淆惑观听”。
张敬尧因为在长沙，对吴不敢过分指责，只说：“敬尧惟知服从中央，不知其他”！
张作霖已被北京政府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地位已在北方各省督军之上，于是也就更要有所表现。
他于十月二日发电说：“前当谭浩明等抗命之初，作霖曾派少将刘鸿恩晋谒大总统请示方略，奉论张督若有一师相助，即当从事讨伐。迨长岳沦陷，作霖复派刘少将依前晋谒，奉论如初。曹经略使之南往，亦奉大总统明令，复由大总统颁布气死、羞死之通电。是政府之主战政策，作霖与各省同志一致赞成，均系服从大总统者。……
“其他依法选举两院议员，依法选举大总统，亦均奉大总统命令而行。而彼等一则曰不完全，再则曰非真正民意。所谓不完全者，乃削除叛乱分子耳，非真正民意者，仅无暴动分子耳！……近闻有人因国会已成，大局渐定，急思设法破坏，以遂一己之私，不惜辇金四出运动，淆乱视听，破坏国家。此等佥壬，是真民贼，人人得而诛之。作霖正拟查访明确，联合同志，呈请元首依法惩办，以谢国人。”
曹锟在保定，也被他的爱将吴佩孚的一连串的举动搞得头昏眼花。
他究竟是吴佩孚的直接长官，不得不发出两个电报，一个电报致吴佩孚，告诫他：“嗣后一切行动必须请命而行”。一个电报致北方各省，表明自己态度：“以此言护法，恐终不能造成法治；以此言和平，恐终不免于战祸。……国家前途，必须中央有所主持，庶几政局重新，乱源可弭。”
吴佩孚看来是铁了心，照样我行我素。
十月三日，以他和谭浩明为首的南北军人继续发出通电，对各方责难予以驳斥。
电云：“驻湘双方各军，因受中日军事协定之刺激，同谋息争御侮。自六月廿五日停战，迄今已四阅月。师长等屡请中央频布罢战明令，而合肥（指段）斥西南无诚意。师长等不得已本诸公理，再拟通电，征求西南同意，于寝日联名拍发，可见西南谋和诚意，信而有征。乃合肥仍不加察，谓为莠言惑众，破坏大局。夫和则全国一家，战则南北分裂，究竟大局在和乎在战乎？……
“如云国会非由强造，何以不令西南各省选送议员而任意指派？如云选举合法，何以九月鱼日合肥劝徐就职通电，除却西南五省？是合肥自认为不完全之总理，且将强东海为不完全之大总统也。保全大局者，果如是乎？纵使合肥自认为不完全之总理，窃恐东海未必甘认为不完全之大总统也。纵使东海甘认为不完全之大总统，而军民各界不肯甘心为不完全之中国人也。……总之，正义所在，是非自有公论。全国人之心理方为真正民意，非强造者所能假托，非强词者所能狡辩，更非一二人之言所能厚诬。”
段祺瑞对吴佩孚的憎怒到了极点，但却无计可施，他实在不敢把吴逼上梁山，只好再回过头来拉曹锟。
由于吴佩孚的一系列举动，段对曹当副总统早已持否定态度。现在为了缓和吴佩孚，不得不旧话重提，支持曹锟为副总统。
试图以此换取吴佩孚不再反对安福国会，不再和西南方面一唱一和。
于是，段派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前往保定，向曹锟说明，即日进行副总统的选举，将以曹锟为唯一候选人。又派国务院秘书曾云沛前往奉天去见张作霖，劝他顾全大局支持曹锟为副总统。同时授意安福国会，不要再提关于惩办吴佩孚的动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