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日，蚌埠方面倪嗣冲首先宣布独立。随后河南、浙江、山东、山西、福建、陕西、奉天等省纷纷响应，也先后宣布独立。
这次北洋各省宣布独立，和以前南方各省宣布独立的性质完全不同。以前是南方各省反对北京政府，这次是北洋军人反对北京政府。以前的北京政府是掌握在北洋军阀大头子的手里，而此时的北京政府只有一个赤手空拳的总统，坐困公府，毫无抵抗力量。
北方各省一宣布独立，已经满口答应组阁的李经羲，躲在天津租界不敢出来了。
黎元洪迫切希望李到北京来就职，派公府秘书长夏寿康、军事顾问金永炎到天津专程迎接，又派直系军人江西督军李纯前往劝驾。
黎元洪竟然把李当作是解救时局危机的唯一救星，以为只要他肯到北京来就职，就可以取得张勋的实力援助，制止独立各省进兵北京。可是这个久已想做国务总理的李经羲，当国务总理已经到手的时候，却又没有做国务总理的勇气。一会儿说要往北戴河避暑，一会儿又说愿意让位于王士珍，就是坚决不肯来京。
黎元洪一直把段祺瑞当做自己的对头。其实，他或许不知道，段更是他的依靠和保护神；是连结主导当时政局的最大势力——北洋派的纽带和桥梁。所谓对立统一体，失去了对立也就失去了统一。
有段在，北洋派虽然已四分五裂，但在大面上，还是能够聚集在段的旗帜下的。搞掉了段祺瑞这个对头，黎元洪也就失去了段这个保护神，马上成为北洋派的众矢之的。
督军团大闹北京城时，在黎元洪看来，唯独张勋置身事外。他觉得，北洋诸将中唯有张勋能够抗衡段祺瑞，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张勋身上，指望张出面收拾残局。
当黎元洪陷入孤家寡人境地时，下野在天津的段祺瑞却门庭若市，研究系、交通系以及亲日派纷纷奔走其门。
梁启超为首领地研究系，完全倒向段的方面，大批研究系国会议员纷纷辞职离京。汤化龙也辞去了众议院议长，以拆国会的台。
段祺瑞也没闲着，此刻正在天津准备组织临时政府。他的计划是：先推举徐世昌为陆海军大元帅，一旦独立各省会师北京把黎元洪赶下台，即召集临时国会推举徐为临时大总统。
关于组织临时政府的之事，段已通电征求过北方各省的意见。临时政府阁员名单也已备好，包括研究系、交通系和亲日派各方面人物。
徐世昌自己也写好了就任大元帅的电文，打算交段审阅，只因张国淦、钱能训等都主张静观一下，所以才没有交出去。
这期间徐树铮还在徐州参加第四次徐州会议，段尚不知道徐州会议的内容。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徐州会议这群军阀的支持，段的临时政府是无法存在的。
此时的张勋，手中有兵，有权，有地盘。各省督军推他为盟主，唯他马首是瞻。而黎也看重他，国会也没有和他决裂。
他有自己的路要走，在徐州会议上取得了参加会议各省赞成复辟的保证后，是决不会容许在天津再出现一个临时政府的。
在他看来，段虽然名高位重，却和军队脱离日久。手中没有实际的兵权，又有黎元洪和国会与他作对，因此，他是决不会为段抬轿子的。
因此，当段来电征求他对组织临时政府的意见时，随即于五月三十日致电给徐世昌、段祺瑞，公然用命令的口吻告诫他们说：“不得于通常名目之外另立名目。”
由于他的强有力反对，段祺瑞的临时政府计划只能流产。
就在这个时候，徐树铮由徐州遄返天津，把徐州会议内容向段做了报告。
为了应对徐州会议后的新情势，段采取了相应的对策：暂时不反对复辟，甚至必要时伪装同意，以鼓励张勋放心而大胆地去行动。
段祺瑞终是棋高一招。这样一来，就可以借张勋来达到倒黎的目的。等到张宣布复辟，段便立即高举拥护共和制度的大旗，起兵打倒张勋。这样一来，既赶走了黎，又有再造共和之功，何乐而不为。
这个计划，段祺瑞是严格保密的。大傻帽张勋，此刻正做着清王朝复辟后，自己坐上了摄政王的美梦，怎能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呢！
督军们虽然都是宣布独立，但却各有千秋。
首先独立的倪嗣冲自命为北洋派中的李烈钧，他在宣布独立的电报中仍然称黎为“我大总统”，仍然说他是“拥护中央”的。但是他的侄儿倪毓棻同天发出来的电报，却扬言要“誓师北伐”。
张怀芝由徐州回到济南，山东省议会议长当面质问他何以列名干预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