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五日，段亲自到参议院解释说：“曹汝霖现任参议员，既为国民代表之一，就不能指摘政府用人不当。曹汝霖精通日语，熟习外交仪节，日本政府已经表示欢迎，未便改派别人前往。”
同一天，段派外交部参事伍朝枢代表他到众议院解释说：“十一月十八日，政府接到驻日公使章宗祥的报告，日本政府表示欢迎曹汝霖为赠勋特使，这个问题未便变更前议。”
参、众两院对段的答复都不满意，众议院作出决定：关于派遣特使案，应于事前征求国会同意，否则不能予以承认。
黎元洪和国会只是就法理程序反对曹赴日，却不知道曹去日本是为了进行秘密外交，所以他们都不反对派特使到日本，而只反对派曹为特使。
由于这个原因，段乃改变方法，把派遣特使赴日授勋事弄假成真地作为一个外交礼节。
十二月十三日北京政府下令：“派熊希龄前往日本呈递大勋位。”
这道命令中并未给熊以特使名义，以避免又要征求国会方面的同意。可是这道命令发表后，又引起了日本的反对。
本来在派熊命令发布前，已获得日本“没有反对熊”之意，不料命令发表后，日本外相本野忽又面告章宗祥说：“贵国政府拟派曹汝霖，我们已奏明天皇，我国舆论也一致表示欢迎。今又改派熊希龄，足见贵国政府的内部并不一致，今后人选可能随时会变，与我国舆论也不一致，请熊先生展期来日。”
这是日本自拒绝周自齐后又一次拒绝接待中国特使。日方非正式透露他们反对熊的理由，是说熊曾在民国二年七月通电揭露日本分割中国的阴谋，因此不适当充任这个使节。
这件事拖到民国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日本政府同意中国改派汪大燮赴日赠勋，才告一段落。
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政争，一九一七年对德外交问题上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一九一七年春，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欧洲激烈进行。其间，日本借西方列强大战之际，加紧侵略中国，在西方列强中，只有尚未参战的美国，有余力对日本在侵华问题上论短长。
二月初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后，试图拉中国与美国同步。美驻华公使芮恩施连日拜谒黎元洪、段祺瑞，要求中国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
黎对美国素具好感，希望在外交上得到美国的支持，以与以日本为靠山的段祺瑞抗衡，所以欣然接受芮恩施的要求。
段祺瑞也赞成与德国绝交，一则因为美使芮恩施极力宣扬如中国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战后会获得巨大利益，使段颇为动心。再则段祺瑞通过驻日公使章宗祥探询日本政府态度，日本并无反对中国与德国绝交之意。
故此，二月九日，北京政府就德国潜艇封锁公海一事向德国提出抗议。
日本原来反对中国参战，但当获悉美国插手中国对德外交、企图左右中国政局的动向之后，立即转而积极支持中国参战，以同美国争夺对中国参战的控制权。
段祺瑞也试图借参战之机，依靠日本，借款练军，扩充皖系实力，特向日本保证今后对德问题均“与日本取同一之态度”。
美国见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段内阁完全按日本意旨行事，显与美国当初拉中国参战的意图相违背，于是又转而反对中国参战。并通知中国政府，在对德问题上不必与美国取一致态度。
美国态度的转变又影响了黎元洪集团，黎一变而为对德绝交和宣战的反对者，段祺瑞则成为这一政策的积极推进者。黎、段在对德问题上的冲突，正是美、日两国不同政策的反映。
三月三日，段祺瑞主持的国务会议通过对德绝交案，并拟就致驻日公使章宗祥的电稿，令章通告日本政府，中国即与德国绝交。
四日，段率阁员至总统府，要黎在对德绝交咨文上盖印。黎认为事关重大，以还需慎重为辞，拒绝盖印。
段愤怒离去，当晚即宣布辞职，离京赴津。
黎本想乘段离京之机改组内阁，以徐世昌或王士珍出面组阁，但徐、王均坚拒不就。
此时恰值副总统冯国璋来京磋商外交问题，黎即请冯出面调停。冯答应调停，但需黎接受不反对内阁确定的外交方针，对国务院拟发之命令不拒盖印，对内阁致各省及驻各国使节之训电不提异议（黎元洪曾反对发出三月三日国务会议拟就的致驻日公使章宗祥的电稿）等三项条件。
黎元洪没办法，只能表示接受。
六日，冯亲赴天津迎段返京。
七日，段即到国务院办公。八日，段将经黎盖印之对德绝交咨文提交国会。十日、十一日两天，参、众两院分别通过对政府外交政策信任案。
十四日，北京政府正式宣布对德绝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