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没有能力执笔，这封信据说是他口授。虽然代笔之人有文字加工，但张缅怀旧日交情和半生历史，应该是真情流露。
袁世凯死后，张作霖即靠向了段祺瑞。
张走段的路线，冯德麟便倒向黎元洪。他派参谋长白运昌赴北京控告张作霖，说张已失军心，奉天祸变危在旦夕，要求黎总统速派员接替，并说段祺瑞袒护张云云。
所为对手的对头便是自己人，黎元洪当然要站到冯德麟一边。这样的上下呼应，不但加剧了张和冯的矛盾，也促使府院纠纷更为紧张。而国会又参与其中，搞得更是“一团乱麻”。
北京城内总统、总理和国会之间闹得不可开交，让各省军阀有了借口和表现的机会。
民国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冯国璋为首的全国廿二行省、三个特别行政区的军民长官，对总统、总理和国会发出了一个“掬诚忠告”的长电。
电云：“此次国体再奠，天下望治更切，以为元首恭已，总揆得人，议会重开，必能立定国是，计日成功。乃半岁以来，事仍未理而争益甚，近日浮言胥动，尤有不可终日之势。国璋守土待罪，忧惶无措，往复商榷，发为危言，幸垂察之……
“（下面是规劝黎）我大总统谦德仁风，中外所钦。……然而功效不彰，实惠未至，虽有德意，无救倒悬。推原其故，在乎政务之不振；政务之不振，在乎信任之不专……今后政客更有飞短流长为府院间者，愿我大总统、我总理立予屏斥。……任贤勿贰，去邪勿疑，然后我大总统可责总理以实效，总理乃无可辞其责。有虚已之量，务见以诚，有负责之名，务征其实。……
“（以下规劝段）我总理清正沉毅，得此倚畀，当可一心一德，竟厥所施。自内阁更迭之说起，国璋等屡有函电，竭力拥戴，一则虑继任乏人，益生纷扰，陷于无政府；一则深信我总理之德量威望，若竟其用，必能为国宣劳。……目前所急待设施者，军政、财政、外交诸大端，皆早定计划，循序实行。……近如中行兑现，实轻率急功，致陷穷境。……阁员必有一贯之主张，取钧衡于总理，勿以一部所主管，或迁就乎阁员。阁员苟有苦衷，不妨开示，公是公非，当可主持，孰轻孰重，尤当量衡。……
“（以下规劝国会）此次两院恢复之初，原出一时权宜之计。不意国会开会以来，纷呶争竞，较胜于前，既无成绩可言，更绝进行之望。近则越侵司法，干涉行政，复议之案，不依法定人数，擅行表决，于是国民信仰之心，为之尽坠。……盖必自立于守法之地，而后乃能立法，设循此不改，越法侵权，陷国家于危亡之地，窃恐天下之人忍无可忍，决不能再为曲谅矣……。”
这个电报是梁启超——当时研究系的首领，为了维持段内阁，怂恿冯国璋联合各省发出的，西南各省军民长官也随声附和。
梁启超很现实，拒绝了黎元洪的邀请，和实力派段祺瑞走到了一起。
电报对国会的指责最尖锐，对总统也不乏贬斥之词。此后，北方各督军纷纷以个人名义发表拥护内阁和辱骂国会的通电。
这一来，却让在徐州自封为各省军阀大盟主的张勋大不愉快。因为他自以为应该是代表各省军阀发言的人，如今好戏却让别人唱了，实在太失面子。因此他也联合了一些军阀，发出一个请求北京政府罢免国民党系三总长（财政总长陈锦涛、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钟秀）的电报。
这下子，局势是越搞越乱。其实，这里边的所有人都是各揣心腹事，各为一己之私。用现在的话是都想“刷存在感”，谁也没想把事情往好处搞。
纷争继续扩大，先前虽然发生的许多院府不和，黎、段恶化的事件，但还都是内政方面。现在又增加了外交方面，首先是对日问题。
民国五年十月月，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倒台，继任首相是寺内正毅。
大隈重信（おおくましげのぶ，1838年3月11日—1922年1月10日），日本明治时期著名政治家，著名财政改革家，日本第八任、第十七任首相。
大隈重信内阁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任内所提出的“对华二十一条”，被称为日本历史上最大污点。对此，评论家德富猪一郎猛烈批判道：“这样对待支那政府和支那人就象对待自己的臣属和妻妾，当然会招致他们的不快。从欧美人来看，日本想要把支那变成自己的属国。”
大隈重信内阁其实是个傀儡内阁，被决定日本政坛的元老们失去利用价值而被被抛弃不得不辞职的。他辞职时曾上奏由加藤高明接任首相，遭到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