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本想拒绝段的这个无理要求，可是张勋忽然来一个痛斥丁佛言的电报，显然是有人从中运动。黎只能同意段的要求，二月二十五日派夏寿康继任府秘书长。
丁佛言对失去这个受气的职务倒是没太介意，请辞了秘书长职务后，发表辞职书有云：
“国务会议以前无议事日程，会议以后无报告，发一令总统不知其用意，任一官总统不知其来历，国务总理恒旬不一晤总统，惟见秘书长传达于其间，有所询则以事经阁议，内阁负责为对抗。大总统无见无闻，日以坐待用印为尽职。……曹汝霖使日事，一月以前日外务省早经奏明日皇，而我大总统至时尚未尽知其事。内阁与章公使往来十余电报未一呈阅。
……”
夏寿康（1871～1923年），字受之，号仲膺，又作仲英。黄冈仓埠（今属武汉市新洲区）人。父为进士、浙江钱塘知县，早逝。夏寿康靠母、兄抚养，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乡试中举，次年赴京会试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
一九零七年被派赴日本考察政治。宣统元年（1909年），湖北成立咨议局，当选为副议长，曾上书请疏浚江河
辛亥武昌首义后，任湖北军政府政事部副部长，后调任都督府参议。，任湖北内务司司长；，署民政长。一九一三年九月调任北京政府国务院铨叙局局长；是年二月，作为湖北代表参加政治会议。一九一四年五月，任肃政厅肃政使。
浙江和江苏一样，也是各派势力争夺的一个热点地区。
北京政府早就知道，浙江督军吕公望不能控制全局，民国五年十二月，段祺瑞派曲同丰到浙江帮助吕公望处理收束军队事务。
曲同丰（1873—1929），字伟卿，山东福山人，早年参加过北洋水师及中日甲午战争。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三期。曾任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教官、陆军速成学堂提调、监督、保定军官学堂监督。
参加过云南辛亥起义，任三十八协协统。中华民国成立后任总统府军事参议官、参战军师长、北京政府航空署长、直鲁联军士官学校校长。
一九一五年春，袁世凯屈服于日本的武力恫吓，承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保定军校学生罢课反对，曲同丰亦通电全国表示愿率全校员生效命疆场，为政府之后盾，被北京政府褫夺军职。直到袁世凯死后，他才恢复少将军衔和职务。
曾任参战军第一师师长、边防军第一师师长。同年七月，他被国务总理段祺瑞委任为山东军务会办，赠勋四位，授陆军中将。
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中，曲同丰拥段反黎。与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一起，被称为段祺瑞的“四大金刚”。
吕公望曾在北洋陆军速成学堂肄业，曲同丰是他的老师，有这样的渊源，所以吕对曲很信任。
曲、吕面谈时，吕曾提到浙江军官有的不听调度，有的不服编遣，尤其是杭州警察厅长夏超极跋扈，浙江人叫他警察王，吕对夏极为不满。
曲说：这次由北京出来，段曾告他，要他告诉吕说可以放手去干，段会做吕的后盾，对于目无督军的浙省军警首长，都可以罢免和调动。
曲回北京后，段果然调升夏超为浙江全省警务处长，改派吕公望的心腹傅其永为省会警察厅长。
傅其永，原名鸿淇，字右泉。金华人。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科。参加光复会，曾任陆军宪兵营队官。响应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冒险引新军进凤山门攻克巡抚公署，迫使旗营缴械投降。杭州光复后任浙军攻宁支队参军。支队扩编为师后，曾任炮兵团长等职。
夏超（1882—1926），字定侯，浙江青田人，光复会会员。辛亥革命爆发后，任浙江警察督练公所主办、杭州警察局局长、浙江省省会警察厅厅长。护国讨袁兴起后，夏超联络浙江反袁势力，积极参与了驱逐拥袁的浙江将军朱瑞、攻占将军署、浙江独立。
此人善经营，很有心计，也是个权欲心很大的人。
警务处长虽然位在厅长之上，但是没有实权，夏超认为这是明升暗降，当然不满。
他和浙江军界关系很深。由于他的策动，浙江督署参谋长周凤岐，浙江第二师师长张载阳、第一旅旅长朱伟良、第二旅旅长李炜章、混成旅旅长俞炜都向北京政府辞职，这种辞职是集体罢工。北京回电一律不准。
突然间浙江局势变得格外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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