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武和共进会的一些人，没有因此而嫉恨黎元洪，而是把这笔帐记到了文学社，也就是同盟会身上。原来的共进会和文学社，现在的民社和同盟会，本来就有很多积怨，现在，这怨恨更深了。从而对湖北的局势，乃至全国的形势，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只不过这个时候的黎元洪，还处于二边都拥护的状态。
孙中山获悉武昌电报后，很快回电，进行调解:“昨夕接鄂省来电云：各同志与军务部长孙武大起冲突。其中理由虽不甚悉，惟我国民军纵旨不外厚爱同胞，保全大局。况该部长于起义之时，不为无功，请同志尤宜格外原谅。万一有不能容恕之处，亦宜宣明罪状，同议办法，不失为文明举动。文已电谕军务部长张振武，北伐军统制杜锡钧，混成协协统王安澜，前先锋第一军统领王国栋等就近极力排解，旋即派代表来鄂彻查。务望各同志和平为主，勿伤同胞同志之意，勿启外人干涉之端，则是文所厚望，诸同志三思为幸。”
湖北这样的内斗一类的事，在其它宣布独立的省份，也频繁出现，说到底还是为了个“利”字。封建时代有功大不赏，只能杀，诸如火烧庆功楼之类的事，无论是不是真实，这一类的事还是经常发生的。
难不成封建帝制进入历史了，这一幕在民国还要不停的上演吗？
接下来，通过各方努力，清廷宣布退位，袁世凯如愿以偿、志得意满的登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
在世界历史上，差不多是经历封建制度最长的国家——中国，封建帝制终于进入了历史。
沉睡多年的东方巨龙，总算醒了，一个新时代开启了，人们满怀希望和期待。
三月十日，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三月十二日，黎元洪向袁世凯发出贺电：“得南中好音，知公于十日受职。当此存亡呼吸之交，竟得统一车书，奠安盘石，忻慰何既。今日复由参议院代布誓词，怀保惠鲜，情词剀挚，顾瞻危局，感激涕零。
“我公抱开济之才，丁危疑之会，恩仇不足乱其念，祸福不足挠其走，毁誉不足动其心，错节盘根，潜旋默运，率至黄支乌戈，胥化遵亲，殘山剩水，顿归巩固，固知天下英雄，非使君莫属也。来日方长，前功未艾，经邦道国，吞仗丕谟。洪率鄂中将士，为四海蒼生贺。”
用大总统的位置，换取袁世凯率北洋军和大家一起把清帝赶下台，结束清王朝的统治，黎元洪应该是主要的提议者和决策者之一。自己虽然是被拉上武昌首义战车的，不管怎么说，是上了反叛朝廷的“贼船”，如果清廷缓过这口气，就算不被灭九族，自己项上人头肯定是保不住的。
黎元洪的贺电肯定是发自肺腑的。
黎元洪已于二月二十日，被推举为副总统。也就是说，在四十天的时间里，黎元洪从南京政府的副总统，一转身又成了中华民国的副总统。
对于袁世凯担任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在心里也是拥护的，如他在回蒙古王公联合会电所说：“惟举袁项城任新政府大总统，为救时之要着，鸿才卓识，”
黎元洪这位副总统虽然没到位，到也常为国事而忧虑。当时，统一的政府虽然成立了，南北其实并没有真正实现统一。袁世凯和革命党是面和心不和，北洋军与南方革命党的民军也时有摩擦。在对立的双方之外，黎元洪是第三方，所谓旁观者清。也因为是第三方，有时也可以充当劝架人和调解人的角色。
黎元洪也通过各种形式，发表对时局的看法，提出一些意见和建议。如向全国发出的“吁请息争以苏民困”，以四六句排偶的形式，指出伤害社会甚至祸国殃民的各种社会现像。用“三危”、“四亡”、“五哭”、“十害”等，列举社会时弊，鞭挞武装割据的危害。
比如，他在军人凭实力柄权给国家治理带来十害的电文写道：“荧惑政策，瞀乱方略，其害一。把持贤路，接挽私人其害二。招募非人嚣然自雄，其害三。恣财黩武，暴敛横征，其害四。假以军法，草菅人命，其害五。奸淫劫掠，蹂躏地方，其害六。易受鼓惑，动摇政局，其害七。拥兵自重，易生反侧，其害八。争城夺地，内讧不止，其害九。割据一方，形同藩镇，其害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