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也有脾气呀！让你当副的你不干，给你正的你又不管事，拿别人当傻子吗？
黎元洪和黄兴都迟迟不到南京上任，南方各省仍然是无人领军。幸好不久中山先生回国，使这个难题终于得到解决。
后来也有过南北议和谈判地点之争，湖北同样没争过上海。
由于失去了主导权，南京临时政府組成时，除黎元洪获挂名副总统外，其余首义元勋，无一受到重用。
前面提到了，蔡济民、蒋翊武、张振武、吴兆麟、吴醒汉在临时政府均榜上无名。
孙武到上海活动，想给自己谋个军务次长的位置，结果没人理睬，失望至极。
筹建临时政府时，中山先生刚从海外归来，对国内情况不了解，人事安排多由黄兴说了算。
当时，湖北籍议员刘成禺等向孙中山建言：“宜宠异武昌诸将，勿令怨望。”
但黄兴对首义诸公有成见，拒绝推介，中山先生也没引起重视。
在此期间，于佑任曾专门访问黄兴，提议应考虑武昌首义的同志，但黄兴一意孤行。
武汉的革命党人当然不满，讽刺南京临时政府是：“败将逃官，沆瀣一气。”
当时，还有一些在南京的鄂籍军官，如湖北沔阳人唐克明，阳新人石星川，营冈人夏占奎，本也指望能得个一官半职的，沒想到都一无所获。
对临时政府用人不滿的人纷纷聚集到了孙式周围。
鄂籍的议员刘成禺联络这些失意的党人和政客，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底在上海成立民社，拉起了与同盟会对抗的大旗。
那么多人提醒，中山先生没能引起注意，黄兴了解情况，但又固执己见。革命离成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为了这些有今天而未必有明天的临时的职位，革命阵营却分裂了。
民社与同盟会，无论在纲领，诉求和奋斗的目标都没什么大的分歧，但是，只要是一方的主张，另一方大多就会反对，所谓，为了反对而反对。
可谓。江山还没打下，就急于坐江山。革命尚未成功，党人已经因争权夺势而分裂，实在是令人叹息。
那时，湖北人黄侃为上海《民生日报》经理，于是，《民生日报》便成了民社的喉舌。攻击同盟会，成了这个日报的一大特色。
比如，民社一成立该报就发表刘瑷的文章，文章提出：“中国乃中国人之中国，非同盟会之中国，由来革命之功，黎君创其始，袁君终之也。除此二君成功之外，国民不与焉……”
把创立民国的功劳，归到了黎元洪和袁世凯身上。
同盟会的报纸不能不反击，这也就更加剧了二个政党间的矛盾。
民社的发起人除孙武和刘成禺外，还有黎元洪、蓝天蔚、谭延闿、王正廷、朱瑞、张振武、吴敬恒、宁调元，孙发绪等。
民社众人推举吴稚晖为总干事。
吴稚晖（1865年3月23日—1953年10月30日），名敬恒，字稚晖，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中央研究院院士，联合国“世界百年文化学术伟人”荣誉称号获得者。出生在江苏武进的雪堰桥一带。
民社中主事之人当属孙武，最活跃者要属孙发绪，黎元洪则是后盾。
不久，孙武又与刘成禺、唐克明、石星川等回湖北，在武昌成立分社。推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公开与同盟会在湖北分道杨镖。
黎元洪拨款三万，做为经费支持。
湖北参加南京参议院有刘成禺、时功玖、张伯烈。时与张是老同盟会会员，但都对黄兴的专横跋扈不满，倒向了孙武一边。二人成了民社在南京的代理人，南京这边有什么动静，通过他们，湖北很快就能知道。
于是，内耗和内斗就成了南方革命党人的一大噩梦。
湖北与南京临时政府之间的对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军权方面，大元帅本来是在临时政府没有大总统时，代行总统职务。按理有了大总统，这大元帅也就不存在了。但是，黎元洪不管这一套，有需要照样行使大元帅的职务，虽然这大元帅也实在没有什么权力和权威。
二是在财政方面。南京临时政府可谓身无分文，湖北军政府的日子虽然也不好过，但因为是首义圣地，得到的各方赞助比较多。加之黎元洪管理和理财有方，比南京那边情况是要好很多的。比如上次，黄兴打了败仗离开，和黎元洪开口，尽管黎元洪那时也很难，还是一下子就给黄兴带走二十万。但这是那个时候，现在，湖北无论如何，不会对南京财政支持了。虽然，南京那边，特别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