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民告示很快起到了安民作用，都督黎元洪的名字不胫而走，有人则说，原来黎协统也是革命党，满清焉有不灭之理？
一队队臂上戴着白袖标的士兵，在街头巡逻，维持秩序，商店米店很快正常营业。
十月十一日，对于武昌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一天。
亲历过武昌起义的李方廉，曾经这样描述过当时的情况：元洪未到咨议局前，群龙无首，“其实，阳夏未定，瑞澂和张彪退守汉口，收拾溃军，据刘家庙，四处请援，省垣残余旗兵，尚未肃清。同志集咨议局者，经半日之久，一筹莫展……消息沉闷。然焦急者失望，胆怯者惶恐，至有忿忿作归计者，其情势紧张，较九日、十日更为难堪。午后则武昌城里内遍布布告，往观者途之为塞，欢声雷动。至有艰于步履之白发老翁，倩人扶持，拥至布告前，必欲亲睹为快。旅汉外籍人士，闻之也为之动，残敌更一惊胆裂，易装潜逃者，不可胜算。”
章太炎老先生在他的《大总统黎公碑》云：“瑞澂始谓小寇蜂起易定，固走江上兵舰待其变。闻公（指黎元洪）出，乃去。”
当时有记者写道：“自安民告示出后，知都督为黎元洪，黎素忠厚，有名于时，商民均欢欣鼓舞，启门照常营业。外国人亦赞美不止，其一种悲壮之现像，实非笔墨所能形容。”
从发出第一份安民告示起，到十月十六日止，以鄂军都督黎元洪名义，发出的文电有：《传檄全国电》、《檄各卅府电》、《致海外人士电》、《谕湖北各卅府县及自冶公所电》、《通告各自冶职员电》、《檄各卅府县电》、《檄各督府电》、《宣布滿卅罪状电》、《通告各省城镇乡地方巡警电》、《告汉族同胞之滿卅将土者电》、《致滿清政府电》。
而军政府最先送出的是发给各国领事的照会。
从此，都督黎元洪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由于黎元洪的被推出，不但安定了民心，稳定了中间势力，也可以说凝聚起了社会更阶层，极大的壮大了革命势力，也给全国各地，起到了示范作用。事实证明，革命党选择黎元洪是正确英明之举。
十月十日晚，武昌首义成功后，汉阳和汉口的革命党人除了听到枪炮声外，其他一无所知。四十二标是黎元洪的二十一混成协的下属。下设三个营，其一营驻在汉阳，防守龟山脚下的兵工厂和钢铁厂。营部设在两个厂之间的龙灯堤。第二营驻在汉口，驻在大智门火车站和华景街，负责京汉铁路交通及市面的治安。第三营驻在河南信阳。第一营属于文学社的四支部，革命党的正代表是胡玉珍，副代表是邱文彬。
胡玉珍，十六岁投湖北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当兵，很快投身革命。先与同志组织益智社，当时四十一标有振武学社，彼此声气相通，后并入文学社，即任第四十二标文学社代表。
他见本标驻地分散，建议成立文学社四支部，他任文学社四支部支部长兼四十二标代表。
他还倡议月捐所得，除供开支外，接济在狱中同志。一九一一年十月八日，营管带汪炳山限制士兵出入军营。他明知必有变故，但无从得悉内情。十日轮到他当采买，便利用时机跑步到汉口交通机关范明山家探听消息。
适副社长王宪章自武昌逃出至此，始知武昌大概。十二日，袁金生送公文赴汉口，他要袁跑步由汉口过江探明真象。
袁回来说，武昌城门紧闭，守兵袖缠白布。开始确信武昌已起义，于是决定晚八时响应起义，马上通知前队戈承元、后队邱文彬，准时发动不误。
他自己换上便衣亲赴汉口通知赵承武，又派同志以最快速度通知信阳同志到期响应。
这是个人品很好的人。汉阳光复，大家推他负其全责。他说队官宋锡全是日知会老人，不如举宋。于是宋锡全由清军队官一跃而为民军第一协统领，他自己任协参谋。和议成，北伐停，他退居武昌，以笔墨为革命效力，遂团结二三友人办《春秋报》。后自费赴日留学。一九一五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他回国讨袁，先拟举事山东，不成逃到上海。袁政府请英捕房予以逮捕，同年死于狱中。
邱文彬（1886～1972）字质儒，湖北襄樊人。生于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毕业于湖北军校。后入湖北新军，任炮兵正目，组织成立益智社，后加入文学社，任阳夏支部副部长。
武昌首义前任第四十二标副代表，阳夏起义临时总指挥，辛亥首义汉阳司令部参谋长，先后任湖北讨袁护**总司令，湖北靖**总部上校参谋、少将参军、军需处处长。
先后加入中国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后任北伐军鄂军第一师顾问，北伐建**别动师师长，武汉首义公园经理，绥远兴和征收局局长，湖北宜昌第三区区长，河南省立戒烟所所长，河南《民国日报》社工务主任等职。一九四四年后赋闲，寓居兰州。一九五七年被聘为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