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筹饷，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三位起义领袖曾经发出两通电报给华侨，请求捐饷助义，两电如下：
第一电：
“华侨公鉴：比年以来，国内盗贼满地，萑符遍野，水旱灾害，环起迭生，为之元首者，宜如何恐惧修省，奠定民生，而乃醉心帝位，汲汲不遑，挥霍金钱，滥施名器，牢笼要结，无所不为，而于国计民生曾未尝画一长策，展一良图，此尚可谓有人心者耶？继尧等因是义愤风云，志除国贼，但有进死，更无退生。
“现已简料云南常备各旅团，合黔省各团营，编制为护国第一、二两军，次第出发，由锷、烈钧分将之。拟长驱西北，会师武汉，直捣幽燕。继尧坐镇滇南，可澄、戡赞助一切，筹运饷需，以为后盾。惟是义师既起，需饷浩繁。滇、黔瘠区，库储无几。
“民生困敝之秋，复不忍再加负担，重累吾民。素仰我海外父老昆弟，眷怀祖国，高义薄云，是以率同滇、黔全体士民，南面顶礼，电乞援助。子文之毁家纾难，讵让昔人。卜式之输财助边，定多来者。如蒙解囊相助，或随时径汇滇垣经收，或汇集沪、港，候派员领解。倘得源济无缺，士饱马腾，拯同胞于陷溺之中，复共和于危亡之际，则贵埠义声，烁古今震中外矣。专此布恳，敬请矜鉴！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率云南全省士民公叩。印。”
第二电：
“华侨同胞公鉴：前电计蒙鉴察。继尧等既经宣布反抗帝制，拥护共和，袁氏顽强，空言无效，不能不以实力解决。现已编制护国第一、二两军，次第出发，分道湘、蜀，直捣幽燕，破釜沉舟，誓达目的。惟是饷需浩繁，罗掘无计。夙仰我海外诸父老昆弟，眷怀祖国，高义薄云，谨率滇黔全体士民南望顶礼，启赐援助。或解囊以充军实，或选械以济急需。如蒙惠许，即乞随时径汇滇政府照收。或汇集港、沪知照，派员领取。异日共和重建，民国维新，则贵埠义声，烁古今震中外矣。唐继尧、蔡锷、李烈钧同叩。印。”
民国五年一月二日蔡锷派遣戴戡经由毕节到贵阳策动贵州响应独立，另派王伯群往黔南兴义一带联系当地黔军。
戴戡和王伯群都是贵州人，而且在贵州有声名和人望，他们也都是护**的重要核心人物。
王伯群（1885—1944），贵州兴义人，中国同盟会先驱、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政治家和教育家。
一九零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在兴义笔山书院（今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毕业后，由兴义县（今兴义市）以公费选派日本留学，先后在宏文学院政治经济科、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深造。适逢孙中山在日本倡导革命，加入中国同盟会。他积极参与发动护国运动，也因护国运动而声名远播。一九二零年，追随孙中山回广东恢复军政府，在广州任大总统府参议兼军政府交通部长。
一九二四年，王伯群在上海创办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王伯群逐渐淡出政坛，转向“教育救国”。
一九二八年，蔡元培因事繁任重辞交通大学校长职务，推荐王伯群兼任交通大学（即现今的西安、上海、北京、西南、新竹等五所交通大学的前身）校长职务，王伯群成为继叶恭绰之后管辖交通部兼掌交通大学的校长。
这一年秋，王伯群倡导恢复吴淞商船学校，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吴淞商船学校正式复校，定名为“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王伯群为学校题写校训，并兼任吴淞商船专科学校（今上海海事大学）首任校长。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日军来犯，大夏大学内迁贵州，抗战期间，王伯群带领大夏大学三次迁校。一九四四年冬，王伯群在领导迁校过程中积劳成疾。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病逝于重庆陆军医院，终年六十岁。著有《交通事业改革方案》《电政设施三年计划》《航政建设纲要》《伯群文集》等著作。
云、贵在地形上具有其密切的关系，如果贵州不响应护国讨袁而落入袁系手中，云南的独立便受到严重的威胁。
当云南起义时，蔡锷和唐继尧都曾电请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参加护国行动。刘显世对袁本是离心离德的，因为袁的新地方官制中，各省都设有将军，就只是在贵州和福建两省设护军使，在他们看来，这是对他们的排斥。
可是，刘显世是个持重而保守的人，他不敢立即参加讨袁的行动。
贵州军政各界有不少主张讨袁护国的志土，在袁世凯筹备当皇帝时，贵阳私立达德学校接到筹安会送来的启事，便复电反对袁世凯当皇帝。列名的有校长聂正邦，教员黄齐生、凌云等二十四人，实为贵州讨袁的先声。
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