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是民国初建，那是个难得的思想活跃时期，无论赞成共和还是反对共和，无论赞成恢复帝制，还是反对恢复帝制，都可以发声，都可以见诸于报端。
在筹安会鼓吹反对共和，复辟帝制时，也有大量的声音和文章对其进行抵制和驳斥。
汪凤瀛有一封《致筹安会和杨度的论国体书》，曾传诵一时。
汪凤瀛，字志澄，号荃台，出生苏州元和汪氏家族，父亲为汪亮钧。
早年曾就读于江阴南菁书院，师从大儒黄以周。
光绪十一年（1885年）被选为乙酉科拔贡。光绪十七年（1891年）随哥哥汪凤藻一同出使日本。
光绪二十年（1894年）回国，以知府分发湖北。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起，出任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总文案。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起又任洋务文案。他还曾任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湖北农务学堂提调。此后又担任过常德知府、武昌知府及长沙知府。
他与兄弟汪凤池、汪凤藻、汪凤梁皆为清末知府，时有“一家四知府”之称。
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请他出任政府高等顾问。民国三年（1914年）任高等文官甄别委员会委员。
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称帝。
现将汪凤瀛的《致筹安会和杨度的论国体书》，摘录如下：
“读报载，我公发起筹安会，宣言以鉴于欧美共和国之易致扰乱，又念中国人民自治能力之不足，深知共和政体，断不适用于中国，因发起斯会，期与国中贤达，共筹所以长治久安之策，并进而研究帝制之在我国，是否适用于今时，是否有利而无害。
“宏谋远虑，卓越恒情，令人钦仰不已。然就目前事势论之，断不可于国体再事更张，以动摇国脉，其理至显，敢为执事缕晰陈之：自上年改订新《约法》，采用总统制，已将无限主权，尽奉诸大总统，凡旧《约法》足以掣大总统之肘，使行政不能敏活之条款，悉数刬除，不得稍留抵触之余地；是中国今日共和二字，仅存国体之虚名，实际固已极端用开明**之例矣。
“夫谓共和之不宜于中国者，以政体言也，今之新《约法》，总统有广漠无垠之统治权，虽世界各国君主立宪之政体，罕与伦比，谭欧化者岂无矫枉过正之嫌？顾自此制实行后，中央之威信日彰，政治之进行较利，财政渐归统一，各省皆极其服从，循而行之，苟无特别外患，中国犹可维持于不敝。
“兹贵会讨论之结果，将仍采用新《约法》之开明**乎？则今大总统已厉行之，天下并无非难，何必君主？如虑总统之权过重，欲更设内阁以对国会，使元首不负责任乎？则有法国之先例在，亦何必君主？然则今之汲汲然主张君主立宪，而以共和为危险者，特一继承问题而已。
“顾新《约法》已定总统任期为十年，且得连任，今大总统之得为终身总统，已无疑义，而继任之总统，又用尧荐舜、舜荐禹之成例，由今大总统荐贤自代，自必妙选人才，允孚物望；藏名石室，则倾轧无所施，发表临时，则运动所不及，国会选举，只限此三人，则局外之希冀非望者自绝。
“法良意美，举凡共和国元首更迭频繁，选举纷扰之弊，已一扫而空，尚何危险之足云？若犹虑此三数人之易启竞争，不如世及之名分有定，抑知竞争与否，乃道德之关系，非法制之关系，苟无道德，法制何足以闲之？窃恐家族之竞争，为祸尤甚于选举。
“然而公等皆甚爱今大总统者也，君子爱人以德，不闻以姑息；今在总统于受任之初，即以遵约宣誓，且屡次宣言决不使帝制复活，其言至诚剀切，亦既播诸文告，传诸报章，为天下所共见共闻矣。
“往者劳乃宣盛倡复辟之说，天下哗然，群起而辟之，以是为谋叛民国之大罪也。今大总统复严申禁令，后再有议及帝制者罪无赦！诚以今大总统为民国元首，爱人民委托，信誓旦旦，为民国永远保存此国体，礼也义也。
“至贵会宣言，但研究国体之何宜，不讨论主名之何属，盖本意在求继承之际，匕鬯不惊，而不知学说之祸人，有时竟甚于洪水！前清末叶，妄人盛倡种族革命之说，竟至风靡天下。
“迨辛亥武昌发难，并无何等成算，何等实力，而天下遽土崩瓦解，则种族之见，革命之说，中于人心者深也。
“及民国政府成立，革命已告成功，而借此作乱者，犹屡仆屡起，蹈死不悔，流毒余焰，至今未息，此说之陷人于死者，不可更仆数矣。
“今国基甫定，人心粗安，而公等于民主政体之下，忽倡君主立宪之异议，今大总统又有予决不为皇帝之表示，纲常之旧说已沦。
“天泽之正名未定，使斯议渐渍于人心，不独宗社党徒，幸心复炽，将不逞之徒，人人咸存一有天命，任自为之见，试问草泽奸究，保无有妄称符命，惑众滋乱者乎？
“专阃将帅，保无有沉吟观望，待时而动者乎？召乱速祸，谁为厉阶？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不佞之愚，以为新《约法》创大总统开明**之特例，治今中国，最为适当。
“民国宪法，谓宜一踵前规，无所更易。若公等必谓君主世及，可免非分之凯觎竞争之剧烈，则请取干宝分晋史论及六朝、五代之历史，博观而详究之！忧危之言，不知所择，幸垂谅焉！”
梁启超在当时，人们常说他的文字像利刃一样可以杀人，他的文章确是荡气回肠，令人百读不厌。
他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筹安会和袁称帝的打击，堪比于蔡锷领导的护国之战。
原文也很长，同样摘录如下：
“秋霜腹疾，一卧兼旬，感事怀人，百念灰尽，而户以外甚嚣尘上，豗然以国体问题闻。以厌作政谈如鄙人者，岂必更有所论列？虽然，独于兹事有所不容己于言也，乃作斯篇。
“吾当下笔之先，有二义当为读者告：其一，当知鄙人原非如新进耳食家之心醉共和，故于共和国体非有所偏爱，而于其他国体，非有所偏恶，鄙人十年来夙所持论，可取之以与今日所论相对勘也；
“其二、当知鄙人又非如老辈墨守家之龂龂争朝代，首阳蕨薇，鲁连东海，此个人各因其地位而谋所以自处之道则有然，若放眼以观国家尊荣危亡之所由，则一姓之兴替，岂有所择，先辨此二义，以读吾文，庶可以无蔽而迩于正鹄也。
“吾自昔常标一义以告于众，谓吾侪立宪党之政论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骤闻者或以此为取巧之言，不知此乃政论家恪守之原则，无可逾越也。盖国体之为物既非政论家之所当问，尤非政论家之所能问。
“夫国体本无绝对之善，而惟以已成之事实，为其成立存在之根原，欲凭学理为主奴，而施人为的取舍于其间，宁非天下绝痴妄之事？仅痴妄犹未足为深病也；
“惟于国体挟一爱憎之见，而以人为的造成事实，以求与其爱憎相应，则祸害之中于国家，将无已时！故鄙人生平持论，无论何种国体，皆非所反对，惟在现行国体之下，而思以言论鼓吹他种国体，则无论何时皆反对之！
“今喘息未定，而第二次变更国体之议又复起。此议起因之真相何在？吾未敢深知。就表面观之，乃起于美国博士古德诺氏一席之谈话。古氏曾否有此种主张，其主张之意何在？亦非吾所敢深知（古氏与某英文报记者言，则谓并未尝有所主张云）。
“顾吾窃有惑者，古氏论中各要点，若对于共和君主之得失为抽象的比较，若论国体须与国情相适，若历举中美、南美、墨、葡之覆辙，凡此诸义，本极普通，非有甚深微妙，何以国中政客如林，学士如鲫，数年之间，并此浅近之理论事实而无所觉识，而至今乃忽借一外国人之口以为重？吾实惑之！
“若曰此义非外国博士不能发明耶？则其他勿论，即如鄙人者虽学识谫陋，不逮古博士万一，然博士今兹之大着，直可谓无意中与我十年旧论同其牙慧，特其透辟精悍，尚不及我十分之一百分之一耳！
“夫孰谓共和利害之不宜商榷？然商榷自有其时。当辛亥革命初起，其最宜商榷之时也，过此以往，则殆非复可以商榷之时也。（湖口乱事继起，正式大总统未就任，列国未承认共和时，或尚有商榷之余地，然亦仅矣）。
“当彼之时，公等皆安在？当彼之时，世界学者比较国体得失之理论，岂无一着述足供参考？当彼之时，美、墨各国岂皆太平宴乐，绝无惨状呈现，以资龟鉴？当彼之时，迂拙愚戆如鄙人者，以羁泊海外之身，忧共和之不适，着论腾书，泪枯血尽（我生平书札不存稿，今无取证，当时要人，谁得吾书者，当自知之。吾当时有诗云：报楚志易得，存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