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是好朋友，无话不说。
冯国璋把袁世凯适才讲的话对张复述一遍，问张对此的看法。
张一麐是苏州才子，自小站练兵时便当袁世凯的文案，深得袁的信任，属于北洋系中少之又少数的参预机密之人。
他听了冯国璋的叙述，想了一会说：“老头子的话是信得过的，事情的确如此，有人想做开国元勋，但老头子不会傻到这个地步。”
这样一来，冯国璋更是确信不疑了。
明明是挖空心思想当皇帝，为什么还要对自己的好兄弟如此说呢？
袁世凯知道，变共和为帝制的蜕变，将是十分艰难的事。这样的事他已经经历过一次，就是从捍卫清廷到跟风共和。这转身所经历的艰难险阻，个中的酸甜苦辣是别人很难体会到的。而这一次的转身，和前一次相比，实是小巫见大巫。如何去完成这个转变，怎样去完成这个转变，能不能实现这个转变，可以说，袁世凯本人也心中无数。这个时候，称帝之事还只是他个人的想法和打算，只是在酝酿之中，前途未卜，变数多多。这样的私密之事，他怎会告人呢？
再者说，对于这支北洋军，很多事他是越来越看不懂了。比如，段祺瑞诸人，何以对共和如此着迷？再比如张勋和他的部属都拖着长辫子，明显仍是在忠于清廷。如此等等。也正是对北洋军已经不相信了，和对其的难于驾驭，袁世凯才要建新军而代之。
冯国璋是代北洋军的大家来问的，把真实想法告诉他，无异于在北洋军乃至更大范围公开，这会引出什么结果，袁世凯想都不敢想。
另外，称帝不是打仗，用不着武把式，北洋军只要是不捣乱就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当然是知道得越少越好。
至于对冯国璋这样的爱将和重臣，都说假话哄骗，会带来怎样的后果，袁世凯就顾不了许多了。而后，袁世凯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他无论如何也预想不到的。
那个时候，袁世凯的帝制活动，主要是依靠三个人，所谓两个外国才子和一个中国才子。
两个外国才子，一个是他的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博士，一个是他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博士。
美国博士古德诺以精通政治学闻名于世，他曾发表专文认为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远道的和尚会念经，这就足以证明中国是该行帝制了。
而有贺长雄是日本法学家，在他看来，日本是通过君主立宪成为了强国，如果中国改行帝制而立宪，则亦将步日本之后而成为亚洲强国。
至于那一个中国才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杨度。
杨度自认是袁世凯的智囊中的超级大腕、王牌，资格老而思想新潮。不料在袁世凯阵营，他似乎又最不得志，选内阁总理也好，选国务卿也好，总选不上他，他憋气又窝火。
他担任“汉口商场督办”，干得很无聊，民国三年四月辞去这个督办，回任北京的参政，由袁世凯的智囊而变为太子袁克定的智囊。
这时，袁世凯身边最近的人是内史夏寿田。夏是杨度的同乡又兼同学，年少而有才气，其成为袁世凯的幕僚还是杨度介绍的。内史长阮忠枢虽是袁世凯在小站时代的老幕僚，可是他这时鸦片烟瘾很重，袁世凯怕他把控不住他自己。而另一小站时代的老幕僚张一麐，已经担任政事堂的机要局长。
袁每天一大早就到签押房，身边最信任的只有夏寿田一人，所以遇事都和夏商量。夏由此一变而为袁身边亲信，知道袁的动向和意图。
夏既是杨度所介绍，杨、夏关系自是极为接近，夏经常到杨家吃晚饭，因此夏所知道的事，杨也知道。
杨度既然对袁世凯的意图完全了解，就迎合其的心思撰了一篇《君宪救国论》，交夏寿田转呈给袁世凯。
袁看了击节赞赏，连声说：“真乃旷代逸才也。”
遂把这篇大作寄给段芝贵，令他秘密付印。
“旷代逸才”四字是民国三年五月袁亲题横匾赠给杨度，杨有谢恩折：
“为恭达谢忱事：五月卅一日奉大总统策令，杨度给予匾额一方，此令等因。奉此。旋因政事堂颁到匾额，赐题‘旷代逸才’四字，当即敬谨领受。
“伏念度猥以微材，谬参众议，方惭溺职，忽荷品题，维祓饰之逾恒，实悚惶之无地。幸值大总**膺艰巨，奋扫危疑，度得以忧患之余生，际开明之嘉会，声华谬窃，返躬之疚弥多，皮骨仅存，报国之心未已。所有度感谢下忱，理合恭呈大总统钧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