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政府因鉴于中国政府如此之态度，虽深惜几再无继续协商之余地，然终眷眷于维持远东和平之局面，务冀圆满结束此交涉，以避时局之纠纷。于忍无可忍之中，更酌量邻邦政府之情意，将帝国政府前次提出之修正案中之第五号各项，除关于福建省互换公文一事业经两国政府代表协定外，其他五项可承认与此次交涉脱离，日后另行协商。
“因此中国政府亦应谅帝国政府之谊，将其他各项，即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之各项，及至第五项关于福建省公文互换文件，照四月廿六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记载者，不加以任何之更改，速行应诺。
“帝国政府兹再重行劝告，期望中国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合并声明……”
这份“最后通牒”，火药味极浓，战事一触即发。
中国外交部接到日本最后通牒后，立即报告了袁大总统。
袁世凯于下午五时召集各政界首脑人物会议，除陆军总长段祺瑞外，其余均主张和平解决。
所谓和平解决，当然就是接受日方的条件。
此前，袁世凯曾不安地问段祺瑞：“若我国与日本人作战，能坚持多久？”
段祺瑞回答：“恐怕只能支持一个星期”。此时，段祺瑞还并不知道“二十一条”的事。
在会议上，袁世凯将日本的“二十一条”公布后，询问与会的大家，到底该怎么回应日本？段祺瑞听后，拍案大怒。
他流着泪说：“谓有图破坏中国之安全者，必以死力拒之。中国虽弱然国民将群体殉国！”
作为国家的陆军总长，段祺瑞不能接受不战而降，这是北洋军人的耻辱，是作为中国人的奇耻大辱。
虽然段祺瑞知道与日本作战，损失肯定惊人，但他还是对袁世凯说：“总统，国家养兵多年，未有一次外战，请总统下令，祺瑞愿率北洋陆军与日寇决一死战，与日偕亡也不能如此丧权辱国啊！”
据说，听完段祺瑞的话，袁世凯同样两眼含泪。其他参会人员也都面面相视，心情沉重。
袁世凯深知此事关系重大，一改往日一言九鼎的行事风格。
他于八日上午十点在春藕斋，下午一时又在纯一斋连续召集会议，副总统黎元洪、国务卿徐世昌、左右丞、参谋总长、各部总长、各院院长、参政院议长、参政、外交次长等皆出席。反复听取大家意见，他自己则始终没表明态度。
当日中午，英国驻华公使朱典尔匆匆忙忙地赶到外交部找陆徵祥，请他转告袁世凯：“中国已面临到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我到中国四十年，和袁大总统有卅年的交情，今天不能不赶来说几句真挚的话。
“日本这次的最后通牒，只能回答是或否，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现在欧洲各国正在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中国除接受日本条件外，另无自全之道，请贵总长把我这意见转达于袁大总统。”
同一天，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劝告袁政府：“应该避免和日本正式冲突。”
这时，欧张正打得胜负难分。中国虽然和协约国走得很近，但毕竟没正式加入协约国。再者说，谁会为了一个任人都可欺负的国家，而得罪军事强大的日本？
英、美站在协约国的立场上，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当日本的说客，实在是没什么可奇怪的。甚至可以说，日本所以这样的有持无恐。就是摸透了英、美等国的心理。
很多人说：这时的袁世凯正坐着当皇帝的梦，他像所有中国的独裁统治者一样，总是把“攘内”当做最大要务。他要全力对付的是国民党和所有反袁势力，哪有心思抵抗日本。
既然美国和英国都劝他接受日本的条件，他便正好可以借坡下驴。
也有人说：但凡有别的选择，试问谁愿意签这个约，当万夫所指的卖国贼呢？
还有人说：当时民国实在太穷了，不得不曲意向日本屈服，不可能像段祺瑞所说的那样，与日本决一死战。袁世凯一方面假意答应日本人，一方面将日本人的阴谋公之于众，致使国际舆论哗然。最终，日本人强迫中国成为保护国的计划不了了之，只能以《民四条约》作为代替。
当然还有其他说法，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对这个历史事件究当如何去看呢？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