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1833—1916），晚清经学家、文学家。字壬秋，又字壬父，所居名湘绮楼，所以人家又称他王湘绮，世称湘绮先生。咸丰二年（1852）举人，曾任肃顺家庭教师，后入曾国藩幕府。一八八零年入川，主持成都尊经书院。后主讲于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南昌高等学堂。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著有《湘绮楼诗集、文集、日记》等。
他和赵尔巽同时被袁世凯邀请，袁世凯请他任国史馆馆长。他于民国三年四月五日应袁电召，由长沙启程北上。
路过湖北时，段芝贵曾设宴招待。
这是个极风趣之人，到了北京，有人问他偌大年纪干吗还要万里迢迢跑到北京来做官？
他嬉笑着说：“做官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年纪大了，只能找最容易的事情去做。”
他同样用嘻嘻哈哈的态度对待袁世凯，他替总统府戏拟了一块横匾。横匾上“旁观者清”四个字，两边的对联则是“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袁世凯拿这位名满天下的老学究没有办法，听说此事后只一笑了之。
王闿运对徐世昌还是给予了足够的尊重，他为政事堂拟的横匾是“清风徐来”。
这样的人胆子其实都不大，宋育仁案发后，他惶惶不可终日。最后留了一封信给“慰亭老侄总统”，然后径返湖南。
袁世凯遂派王闿运的得意门生杨度代理国史馆长。
王闿运的弃印潜归，除了他的高足宋育仁事件外，还有这样一个插曲：
王闿运就任国史馆长时，有派湖南人谭启瑞充任国史馆办事。不知王闿运怎么得罪了谭启瑞，竟上书告发王闿运“庇乱”，引用宋育仁案和保黄汉湘事为证。
黄汉湘是受另一复辟案牵连被逮。
谭启瑞的这份控状，袁政府并未追究，可是王闿运听到了这个消息，为之大怒。立即上书总统，声称国史馆内“品类太复杂”，要求整顿。
袁世凯派人去找王闿运，问如何整顿？
王闿运大发脾气，拍着桌子说：“因为我没法整顿，才上书求教总统，现在你们又来问我，真是官僚极了！”
前面已提到，他在离乡赴京接任国史馆时，有人曾问他，这大年纪干吗还要做官？他调侃地说：因为做官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一件事，我年纪大了，只好拣容易事去做。
可是迨他接任国史馆后，才知道做官甚难。
第一难是难在经济，国史馆每月固定经费八千元，可是经常两月不发经费。
有一次王馆长咨文教育部说：“此项经费有类索逋，殊伤雅道。本馆长亦不愿累累索渎，困难如此，不如取消。相应咨请贵部查照，既不能逐月照发，请即转呈大总统，将国史馆取消可也。”
教育部认为此老诙谐成性，不必和他咬文嚼字，乃知照中国银行，先发国史馆经费一月，余则稍缓办理。
王闿运责问教育部，欠两个多月的经费，为何只给拨一个月的费用？
有人告诉他这还是因为他的面子大，总长特殊照顾，教育部的日子更不好过。
王闿运为一介书生，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管事不知道管事难，不管钱不知道没钱的滋味。
加之，一反起复辟，他这样的老家伙人人自危，何况他脑后还一直拖着辫子。
宋育仁离京时，他不便亲自送行，可是又不能不送行。因此只好派“如夫人”代表，结果又搞得满城风雨。这位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一位名士，至此才知这官实在不是好当的。
思来想去还是早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为妙。
于是他把印信交出，但没人敢接受，因为印信除了移交时是不能随便接收的。
印信又交了几处无人收后，最后只好交给他的四儿媳妇。
他的这位四儿媳妇可不是一般人，名气大得很。是杨度的妹妹杨庄，字少姬，一代才女，嫁给王的四子文育。
杨度对他这个妹妹是特别地溺爱，有一次小两口吵架，杨度写信给杨庄说：“夫妇之道同于君臣，合则留，不合则去。”
杨庄听了哥哥的话，涕泣求去。
急得王闿运顿足搔首说：“你不看他（指其子）的面子，须看我的老面，你真不肯做我的媳妇，做我的女儿如何？”
杨庄把公公的国史馆大印交给他的哥哥杨度，杨代王转呈袁世凯，请示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