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的话是有根据的，因为，五月二十三日，李烈钧曾通电表示：“宋案、借款两事发生以来，各处主张虽有不同，福国利民之心则一。目前发表意见各电，问心无他，可矢天日。烈钧素心戆直，值兹谣诼纷繁之际，窃于行事固不敢偏重，亦未便盲从。
“此次开罪政府，诚不所免，若谓为逞异谋，不惜名、不爱国，则不敢受。民国缔造艰难，烈钧随诸公之后服务年余，虽无功可言，亦何致不知国家大计，又安敢忍心害理，甘为共和罪人。……
“当此风雨飘摇，操戈同室固足以致亡，即畛域不化，诚信未孚，亦岂国家之福现在政争激烈，损益轻重，端赖识时俊杰平心权衡，若稍偏决，将何以定人心而固国本事关大计，仍当续陈。待罪章门，静候谴责。”
从通电中不难看出，李烈钧的态度明显在软化。
对于李烈钧以上通电，冯国璋于二十六日致电蔡锷煽动说：“国璋愚谓宜一面联名电请中央，即将该督撤换；一面先由同志各省互相声援，嚆矢待命。势成骑虎，誓灭此贼。请诸公血战，谅同兹意。”
对此，蔡锷表示反对，并于五月二十九日致冯国璋说：“近日事机似已渐顺。李都督（指江西都督李烈钧）电所陈，较之以前各电，气焰顿减。虽其中多强词抗辩，然为伊设想，实不敢以破坏大局之罪自认，其情不无可原。至电尾‘待罪章门，静候谴责’二语，此系行文常套，亦近于俯首告哀。此时似可乘其悔祸之心，迎机一导，或于时局不无补益。
“至李以前行为，本难宽忍。然政府所以虚示羁縻者，亦以外患四伏，目前统一之局万不可破；若阋墙祸起，不惟秩序遽难必复，深恐外人借保护实行侵略。投鼠忌器，实迫于无可如何。俟大局略定，中央以一纸之令去之足矣，初无烦武力解决也。所商联电中央撤换该督一节，鄙意任免系大总统特权，弹劾之案似不能由我辈提出。此端一开，恐酿成外重内轻之祸，事关大节，不厌详商。”
这里，不难发现，蔡锷的的总体态度是识大体、维护大局的，挑不出什么大毛病。平常日子，蔡鄂行事也很严謹的。
但是，袁世凯对蔡锷就是不放心。
他曾对曹汝霖说：“松坡（蔡鄂的字）此人有才干，但有阴谋，我得早提防于他。”
干事总得有个由头，对于蔡鄂，袁世凯一时之间，还真找不到下手的地方。不过，还终于让袁世凯等来了机会。
蔡鄂病了，欲请病假休息。
治病可是件大事，云南地处边陲，能有生么名医呀！京城这曾经的皇城，则是名医荟萃地方，来京城调养，袁世凯要亲自给找名医诊治。
大总统这样的体贴和关心，怎么好辜负呢？所谓恭敬不如从命。蔡鄂前脚刚离开云南，袁世凯就指定唐继尧署理云南都督。
于是，袁世凯云南这块心病总算是去了，不过，他还有隐忧。
湖北的都督一直由黎元洪兼任，黎元洪也始终不肯离开自己的老巢。
黎元洪原本是属于袁世凯和南方革命党之间的中间力量，两方谁都不轻易得罪他，头上又环绕武昌首义的光环。
因为杀张振武，和革命党方面撕破了脸，而最终和袁世凯走到了一起。
无论在“宋案”还是在“善后大借款”的风潮中，黎元洪都坚定站在了袁世凯的一方，和袁世凯一南一北、一上一下，遥相呼应，配合默契。
在平定“二次革命”中，黎元洪说得上是出力不小。
为了表彰黎元洪做出的贡献，袁世凯曾先后授其一等文虎章，赠送“民国柱石”的匾额。
现在，“二次革命”平定了，所谓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谋臣亡，黎元洪这个“泥菩萨”，应该是没什么大用了。两个人本来就没有什么交情，实属相互利用的关系。既然是差不多用完了，就该放到一边了。
归根结底，黎元洪到底不是自己人，湖北的地理位置又十分了得。
十二月八日，袁世凯派出大将段祺瑞到武汉，敦请黎元洪赴京就位。
理由很充分，也无可辩驳，副总统是全国人民的副总统，总在湖北待着名不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