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儒恒言：立宪国重法律，共和国重道德。顾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今将使吾民一跃而进为共和国民，不得不借法律以辅道德之用。余历访法、美各国学问家，而得共和定义曰：共和政体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全法律，而大众严守之，若法律外之自由，则共耻之。此种守法习惯，必积久养成，如起居之有时，饮食之有节，而后为法治国。吾国民性最驯，惟薄于守法习惯，余望国民共守本国法律，习之既久，则道德日高，而不自知矣。
“又，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人民大多数之公意在安居乐业，改革以后，人民受种种激刺，言之惨然。余日望人民恢复元气，不敢行一扰民之政，而无术预防暴民，致良民不免受其荼毒，是余所引为憾事者也。余愿极力设法使人民真享共和幸福，以达于乐利主义之目的。
“国民生计日蹙，迫于饥寒，暴民之尤狡者，利用此等贫民驱之死地，可悯之至。欲国之长治久安，必使人人皆有生计，而欲达此目的，则必趋重于农工商。余闻文明国头等人物往往欲为实业家，吾国天时、地利不让诸强，徒以恳牧不讲工艺，不良矿产林渔，弃货于地，无凭贸易，出口日减，譬诸富人藏窖而日日忧贫。余愿全国人民注意实业，以期利用厚生根本自固。
“虽然，实业之不发达，厥有二因：一在教育之幼稚，一在资本之缺少。无论何项实业，皆与科学相关，理化之不知，汽电之不讲，人方以学战、以商战，我则墨守旧法，迷信空谈。余愿国民输入外国文明教育，即政治、法律等学亦皆有实际而无空言，余对于教育之观念如是。
“实业非资本不办，以吾国地质之膏腴、物力之丰富，岂得谓贫？生人所需，不出衣食住之属，金钱其筹码耳，但金钱不足，无以为兑换之资，缺少金钱，犹缺少筹码，故欲备一切实业之开办，资本不得不仰诸富有筹码之乡邻。迨地利既辟，无旷土，无游民，所藉资本，子母相生，除偿还本利外，尚有赢馀，比诸藏窖而忧贫者何如？故愿吾国输入外国资本，以振兴本国实业。
“夫输入外国文明与其资本，是国家主义，而实世界主义，世界文明之极，无非以己之有馀，济人之不足，使社会各得其所，几无国界可言。孔子喜言大同，吾国现行共和，则闭关时代之旧思想必当扫除净绝。凡为国民，既守本国自定之法律，尤须知万国共同之法律，与各国往来，事事文明对待，万不可有歧视外人之意见，致生障碍而背公理。
“迩来各国对我政策皆主和平中正，遇事诸多赞助，固征世界之文明，尤感友邦之睦谊。凡我国民，务当深明此义，以开诚布公巩固邦交为重。本大总统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各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应恪守，及前政府与各外国公司、人民所订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又各外国人民在中国按国际契约及国内法律并各项成案、成例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而保和平。凡我国民当知此为国际上当然之理。盖我有真心和好之证据，乃能以礼往来也。
“余之所以告国民者，此其大略也，而又重言以申明者，仍不外道德二字。道德范围广大，圣贤千万语而不能尽其词，余所能领会者，约言之，则忠信笃敬而已。忠之本义，忠于一国，非忠于一人也。人人以国为本位，勿以一身一家为本位，乃能屈小己以利大群，其要在轻权利、重义务，不以一己之权利妨害国家之大局，而义务心出焉，是谓忠。
“孔子云：民无信不立。文明各国有以诈欺行为诮人者，其受辱若挞之于市朝，华盛顿幼时受其父教，即不作诳语。吾国向重信义，近来人心不古，习为诪张，立身且难，何况立国。前清曾国藩云：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故无论对内对外必当以信。
“何谓笃？文明各国保存国粹，虽一名一物，惟恐或失，不害其进化之速也。吾国向以名教为大防，经四千年之胚胎变化，自有不可磨灭者存。乃或偏于理想，毁弃一切，不做实事，专说大话，未得外国之一长，先抛本国之所有，天性浇薄，传染成风，本之不存，叶将焉附？故救之以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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