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第一届国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宪法、选举总统。可如今两个多月过去，除了选举议长，便是围着大借款案扯皮。制定宪法、选举总统的重要工作完全被撇在一旁。
就连进步党系的精神领袖梁启超都说：“八百员颅，攒动如蚁，汹汹扰扰，莫知所事……国家大计，百不一及，而唯岁费六千是闻。”
作为辩论焦点的善后大借款案，最后也没拿出一项两院都认可的决议。
袁世凯的合同签了，钱借到了手。
关于善后大借款，有几点是应当指出的：
其一、由于晚清政府的腐朽和无能，致使还赔款和欠款，长时间来成为压在中国人身上的重负，国人真的被赔款和欠款搞怕了。也就是说，在那时的中国，向列强借款已经成了非常敏感的事情，是需要慎重对待的。但是，袁世凯政府对此，并没有引起应有地重视。
其二、我们说过，袁世凯接受的是一个财政已频临破产的政府，到处都需要钱，却二手空空，一时间又没有来钱的道。也就是说，款是必须要借的，不借钱这日子没法过。
其三、在借贷关系中，借方能有多少话语权？条件是很苛刻，但嫌条件苛刻可以不借吗？好像没有人逼谁非借不可。一般来说，越穷的人借钱，给出的条件会越苛刻，不是怕还不上吗？
其四、这笔借款确实有一大部分用于了镇压二次革命，但这决不是借款的初衷。
其五、借款的事无论多敏感，事情也不至于搞这么大，里边掺杂了许多因素，比如“宋案”，从根本上说是相关方面已经对袁世凯政府失去了信任。
其六、唐绍仪任国务总理时，是很照顾南京临时政府的，曾拨给黄兴很大一笔钱。黄兴请领这笔钱的由头是遣散南方军队，但实际并未专款而专用，甚至可能部分用于购买军火。对此，北洋系内部与唐绍仪不和之人，一直拿这件事大做文章，追查这笔款的下落。有人甚至怀疑，这笔钱被唐绍仪或别的人私吞。但这至少说明一件事，袁政府确实用先期四国银行或比国的垫款，处理过善后。
其七、中山先生北上“孙袁会”时，袁世凯曾经和中山先生详细谈了这笔借款及其用处，当时，中山先生是完全支持的。后来为什么坚决反对，为此一时彼一时也。而且，不要忘了，中山先生当南方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时，为维持政府正常运转，特别是为“六路北伐”，曾试图同日本等国贷款。而主动提出的贷款条件，比善后大借款的条件要恶劣得多，只是没人肯借。
五月三十日，除国民党四督之外的十七省都督和热河都统（当时共22行省），由黎元洪领衔致电国会，要求其放弃对袁世凯的斗争，批准善后大借款。就这样，一场反对袁世凯政府违法借款的政治风潮平息了。
款也借到手了，事态也平息了，但袁世凯不肯善罢甘休。他很生气，也很窝囊。有钱谁愿意借钱呀？借钱那么容易吗？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管事不知道没钱的难处。
好不容易借到了钱，却遭到这么多的刁难和攻击。
袁世凯对孙中山、黄兴很不满，但他还勉强能忍，对下面的几个都督是无法忍受了。
六月九日，袁世凯以应“人民”的要求为辞，突然罢免国民党人、江西都督李烈钧，由驻守武昌的副总统黎元洪暂代。
随着这位反袁急先锋的离职，十四日又下令调胡汉民为西藏宣慰使，免去其广东都督，提升陈炯明继任。
三十日又调柏文蔚为陕甘筹边使，免去其安徽都督，由民政长孙多森兼任。袁世凯用这种分化手段搞突然袭击，使反袁派措手不及，李烈钧、胡汉民和柏文蔚都不得不遵命离职。
撤掉了三个跳得最高，喊得最凶的几个都督，袁世凯觉得还不能算完，他还要给国民党点颜色看看。考虑到孙中山的威望，他决定先选个“軟柿子”捏，拿黄兴开刀。
袁世凯已经看明白了，他是不能和国民党共存的，可以说是先天就注定了。
但他对他的大敌国民党的处理，非常矛盾。他口中不离“乱党”两字，时刻想着要铲除国民党在南方的军事力量。可是他这时还是一个临时大总统，由临时大总统过渡到正式大总统，必须经由国会选举。如果解散国民党或者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党团，那么国会便不足法定人数，正式总统也无法产生。
北洋军系的人主张由军人共推袁为总统，以显示军人力量，袁没有考虑走这一条路。因为时代不同了，现在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华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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