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死后，人们情愿花大量的时间在“谁是主谋……”上，但大家都忘却了宋教仁的最后嘱托：“请诸位同志继续奋斗，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勿以我为念放弃责任。务必继续走议会选举、阳光参政、公平竞争的宪政民主之路。”
或许，做为一个敏锐的政治家，他应该预感到自己的死会干扰共和的大计。事实上宋教仁的担心恰恰成为了现实。
宋教仁的死，不但影响了他死后的政局走向，也宣告了袁世凯和革命党人蜜月期的结束。
孙中山回国后，与陈其美、居正等在黄兴寓所讨论对策时，黄兴主张以国事为重，以法律为正当解决办法，但遭到激烈派戴季陶等人的强烈反对。
孙中山站在了后者的一边，并极力主张起兵反袁。他的理由是：袁世凯是总统，而总统指使暗杀，这决不是法律所能解决的，能解决的只有武力。
黄兴继而提出，南方革命党人武力不足，如贸然发难，恐怕大局糜烂，最终不可收拾。对此，孙中山不以为然，他极力表示宋教仁被杀并非一人之事，除从速起兵、武力解决外，决无其他办法。
但是，会上多数人认同黄兴的看法，起兵反袁的提议最终不了了之。
国民党人放弃武力反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国会即将召开。由于在议员人数上占尽优势，一些国民党人认为可以通过国会来制约袁世凯，“宋案”同样会得到公正的法律解决。
一九一三年四月八日，民国首届国会在北京召开，国民党议员一上来就给了袁世凯一个下马威，总统府派去致贺的代表梁士诒被认为是藐视国会而被斥回。
四月二十五日，也就是程德全公布“宋案”证据文件的前一天，国民党人张继（也就是前边提到的张溥泉）、王正廷被选为参议院正副议长，林森为全院委员长。
正当国民党为取得的胜利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却遭遇了迎头一棒。因为，不久后进行的参众两院议长选举，已经赢得国会多数席位的国民党却没能继续保持优势，众议院议长却落到了共和党的汤化龙头上。国民党在议会的影响力大打折扣。
汤化龙实际是共和、民主、统一等进步党系的党魁之一，背后有袁世凯撑腰支持。众议院议长选举时，在袁世凯的收买和分化活动帮助下，他经过三轮选举才勉强击败国民党的吴景濂。
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紧随“宋案”之后，另一件搅动民国初期政坛的大事发生了。
因为，也就是在国会选举的这天晚上，国务总理赵秉钧、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里正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代表进行一场卓绝艰难的谈判，双方代表一直谈到次日凌晨，才将各项条款最终议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善后大借款”。
善后大借款是袁世凯以办理善后改革为名，向国际银行团贷借的长期巨额借款。双方交涉已久，最终在一九一三年四月有了结果。
清政府在宣统三年与美国资本团、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签订的清政府为改革币制和振兴实业借款一千万镑的合同(资金到位仅十万镑清政府就垮台了)。
袁世凯为摆脱民国初建时资金困难的处境，为处理善后问题，策划将这笔贷款改为民国北洋政府的“善后大借款”。
北洋政府许诺借款以盐税为担保，并把四国银行团列为北洋政府借款的优先权国家。
袁世凯起初要处理的善后事宜，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结束南京临时政府，首先是遣散南方的军队；
二、偿还积欠的外债和赔款；
三、履行对逊清皇室的优待条件。
四、整顿北京的统治机构，加强政治、军事等各方面的统治力量；
简言之，就是解决革命中所产生的或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袁世凯以全国领袖自居，急于以解决这些问题来建立他的新统治体制和统治秩序。所有这一切都需要钱，而袁的政府本来就已濒临财政破产的边缘，一时又无法打开国内财源，所以只好向外国告贷，而最方便的乞求对象就是四国银行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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