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毓筠（1869年—1924年），原名多琪，字竹如，号少侯，又号夬庵，安徽寿州人，民国政要。一九零六年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任总部庶务部干事。一九零七年回国，策动新军起义，事泄被捕。武昌起义后获释，被任为浙江联军总部副秘书长、安徽都督。后赴北京，任临时参议院议员、约法会议议长、参政院参政等职。一九一五年参与发起筹安会，拥袁复辟。一九一六年七月被北京政府通缉，后被赦免。一九二四年应邀赴河南军务督理胡景翼处，后客死于开封。
此为后话。
由于参议院否决了陆内阁的六名新阁员，爆发了国会和政府的大危机，各方对参议院的行动多有微辞，袁世凯也用尽方法对参议院施加压力，军警会议公所发表公开电就是袁的一贯法宝。
袁世凯同时招待全体议员，大讲国际间的危机，以及无政府的危险。
这时出现了许多奇奇怪怪的通电和传单，有谓要杀议长吴景濂及谷钟秀，有谓要用炸弹对付议员，有匿名电话给议院说军警要暴动。
由于这千奇百怪的威胁，许多寄居财政学堂的参议员竟偷偷地搬了出去，同时不敢出席参议院。
军警会议公所除了发表公开电之外，还召开特别会议。中级以上的军警官佐都出席，会场中情绪甚为激烈，认为参议院误国，应用武力解决之，最后决议：
（一）请大总统再规劝参议院；
（二）公推代表往谒陆总理，请其打消辞意；
（三）如参议院仍顽固不化，仍不投同意票，则请大总统解散参议院。最后还发表一项声明，说是明知军警不应干涉政治，但为了国家前途不得不挺身而出。
第二天军警代表四十余人趋赴国务院谒陆。陆徵祥着燕尾服，一副外交家派头和来宾握手、问姓名、寒暄。
军警代表余大鸿首先致词说：“当前外交危急，非总理维持不可，外间虽有阻力，但请总理千万不可求去，这是我们军警界全体的意思。
“本来我们军警界并不想干预政治，不过我们亦是国民一分子，国家到了如此地步，我们本于国民天职，不能不有此一来，何况南北之能达到统一，就是由于南北军人以国家为前提，不忍兵戎相见，使国家纷乱，同胞受苦。
“今天如果总理一去，国事瓦解，外患相侵、战祸必不能免，所以我们才来见总理，请你打消辞意。”
陆徵祥答辞说：”我自十多岁作学生起，原想牺牲一身为国家尽力，数十年如一日，直至今天，此志不变。所以在唐内阁时代虽曾屡次辞职，仍奉命留职至于今日，即是由这种思想演变而成。承各位的好意，我是非常感谢的。
“我在外国多年，还没有见到军人对国务员有如此的诚恳和善意，使我不仅感激，而且十二分感动。今后无论如何必将尽全力服务，即使牺牲名誉，牺牲地位，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请各位把我的意思转达全体军警界的同人，我非常谢谢。”
这一幕演得很动人，据一位代表事后追忆说，这位通洋务的总理，态度倒是非常诚恳，不过他的讲话实在不敢恭维，怪不得参议院有反感，他的话不脱上海土音，声音又低，而其文法又是外国语文组织，因此如果不仔细静听，则无法洞悉其全部意思。
在参议院第二次投票表决陆内阁成员前，北洋军系的四位巨头：毅军总统姜桂题、直隶提督马金叙、执法处长陆建章、拱卫军司令官段芝贵，约请同盟会会员陈策，在安庆会馆宴请参议员、新闻记者和政界人士。其中还邀了一位女领袖，是革命军女子北伐队队长沈佩贞女士。
首由陈策致辞，他说：“今天主人有军界的四巨公，由于鄙人和各位先生较熟，所以邀鄙人同列为主人，以资介绍。想请孙少侯先生为临时主席。”
孙少侯即是孙毓筠，他起立致辞，谢主人的盛情款待，同时希望这类联络感情的聚会应该多举行，既可沟通各方意见，又可免除许多不必要的误会。接着便由主人之一的陆建章演说。
陆很会说话，说得很动人。陆建章的话，颇使听者为之动容，与会人士偷偷说：如果国务总理的那个姓陆的（指陆徵祥）有这个姓陆的口才，则参议院绝对不会印象如此恶劣，也不会发生这次政府危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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