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天晚上，袁世凯在外务部大楼，当众把这么多年来一直拖在脑后的辫子剪掉，高举双臂大声宣告：让我们一起进入新的时代。
群情昂扬，场面感人，很多人禁不住流下激动的热泪，人们欢欣地憧憬着明天。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日，即清廷宣布退位的第二天，中山先生向南京参议院辞职，提交了举荐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咨文，以兑现自己此前许下的诺言。
咨文言道：“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成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有私见贡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记，无失当选之人。”
中山先生在辞职的同时，也提出了三个附加条件：
其一、临时政府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议定，不能更改。
其二、辞职后，待参议院选定的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解职。
其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为参议院所定，新总统必须遵守。
前两条的用意在于把袁世凯从老窝调出，使其处于革命势力的包围和控制之下；第三条则是通过法律手段，限定袁世凯的行为。
权力不能出现真空，袁世凯于十三日以“全权组织临时政府”的名义，布告文武官衙和军警，代替了清**行使职权，自任此“全权组织临时政府”的首领。在南京临时政府之外，另組了一个政府。
二月十四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召开总统选举会，十七省的代表一致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随即电告袁世凯，务请其到南京参议院受职。同日，中山先生亦电告袁世凯，准备派专使北上迎接。
十六日，袁世凯致电唐绍仪、伍廷芳、张謇：“现天下糜烂，经济困难，将来抚军治民，头绪万端，而外蒙问题尤难措手，断非世凯衰病之驱所能料理。……勿祈三公切商中山，仍以利国福民之念，始终其事，勿弃前功。凯俟接代有人，仍返洹上，务我农业，皆三公之大赐也，感且不朽。”
本意是表示坚决不去南京，不惜以不做大总统相要挟，发电后马上意识到不对。对方不是清廷，离了自己就玩不转，一听说自己辞职就吓得要死。这个总统可不是自己不干，就没人敢干，没人能干。说不定有的人正等着自己说这句话。弄假成真、弄巧成拙怎么办？就坡下驴自己不是干吃哑巴亏。自己不干，不是人家不让干，自己不是百口难辨？
马上给中山先生发电：“凯之私愿，始终以国利民福为目的。当兹危急存亡之际，国民既伸公义相责难，凯敢不勉尽公仆义务？惟前陈为难各节，均系实在情形，素承厚爱，谨披沥详陈，务希鉴亮。”
同电致参议院，闭口不提“退归”，只是请求体谅他的不得已之苦衷。
当日，袁世凯又会见各国使节，请求支持。
各公使一致表示，临时政府应设在北京，否则不予承认。有了列强的支持，袁世凯也就更有底气了。
袁世凯越是不想去南京就职，南京政府越是觉得必须坚持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中山先生接电后立即回电，请袁世凯找个可靠和办事能力强的人，授以全权，接替袁世凯把那边的事管起来。
十八日，中山先生再次致电袁世凯，催促其尽快南下就职。指出：首都暂时设在南京，具有“系乎中外之具瞻，勿任天下怀宫庙未改之嫌，而使官僚有城社尚存之感”的作用，意义重大。坚持袁世凯必须来南京就职。
为表达诚意和决心，委派南京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为专使，外交次长魏宸组、参谋次长钮永建、法制局局长宋教仁和汪精卫等人为欢迎员，携同唐绍仪前往北京。接袁世凯南下，迫其离开北京。
二十日，参议院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
接到迎接专使来北京的电报后，袁世凯立即指示直隶省和天津地方当局予以特别的招待。另派其长子袁克定，专程到天津迎接专使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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