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对直隶的革命党人一样，袁世凯对山西的革命党人，同样不能放过。
与全国特别是南方一些地方相比，三晋的革命力量似乎相对薄弱些，但以老实忠厚著称的山西人民也不甘落于人后。
所谓革命不分先后，后来居上，在武昌起义的带动下，山西异军突起走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演出了辛亥山西起义壮烈的一幕。
一九一一年十月二十九日拂晓，这是个伟大的时刻。山西起义军在太原城南十里的狄村，经过**的誓师大会后，打响了对山西乃至全国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辛亥山西起义的枪声。
前面提到过了，十九世纪末叶，由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和商品经济的初步发展，神洲大地曾爆发过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的维新运动。
虽然维新运动仅历时百天，但对社会方方面面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特别是在文化教育改革中所起到的促进作用。
戊戌政变扼杀了求新变革的维新运动后，清廷或许是为了表现他们并不思想守旧，或许是大势所趋，不得已而为之。在埋葬了维新运动之后，开展现代教育，创办新式学堂，反而得到了大力提倡。
可以说，山西的革命始于教育。
一九九八年（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为了强化自己的军事实力，在全国各省兴办军事学校。山西省也不例外，在太原设立了培养新军初级军官的山西武备学堂。
当时被录取的有阎锡山、温寿泉、黄国梁、王嗣昌、姚以价、张瑜、孔繁霨、孔紫霖、王宝善、应芝、殷铭、乔煦、金风巢、金应声、李大魁、井介福、潘遇安、赵守钰、周望英、马开崧、荣福桐、荣炳、顾祥麟、张呈祥、王炳潜、焦滇等人。
这些人都是山西民主革命重量级的人物。
这样，也就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做了人员准备。
一九零四年（光绪三十年）第一期毕业生尚未到毕业期限，即由清廷择其成绩较优者二十四人，保送日本留学，以培养中、上级军事人才。
阎锡山、温寿泉、黄国梁、姚以价、乔煦、马开嵩、孔繁霨、金风巢、王宝善、金玉声、荣福桐、荣炳、顾祥麟、张呈祥等就是在这一年经选拔考试，进入了日本士官学校。
而在一九零二年，山西巡抚岑春煊就奏请设立了山西大学堂。随后，又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协商，利用庚子赔款筹办中西大学堂。
翌年五月达成协议，将山西大学堂和中西大学堂合并为山西大学堂。
就在这一年，太原又先后创办了农林学堂（这是我国早设立的一所农林专门学堂）、公立学堂（后改称为晋阳中学堂即后来的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现在的太原市第五中学）。
一九零七年初（清光绪三十三年），山西按察使丁宝铨因课吏馆积弊颇深，规模简陋不足以造就法政人才，经呈请山西巡抚恩寿同意，创办了山西公立法政专门学堂。
请调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生刘绵训为监督，日本明治大学法科毕业生吴人达为教务长，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生崔廷献为斋务长。
同年，太原商业专门学校在新南门街上官巷西口设立，后改名为太原商业专科学校。由于学生不多，教学不景气，不久合并于山西公立法政专门学堂。
一九零八年（光绪三十四年）在新城街（即现在的太原十七中校址）创办了一所中等实业学校，嗣后改为商业学堂。
一九零七年，孟步云在南肖墙创办了公立女学校，这是太原市创办最早的女子学校。
清政府在山西创办的这些学堂，虽然由于政治的**，经济的崩溃，有些学堂如过眼烟云很快消失，有些学堂中途易名或合并。但这并不妨碍，在三晋大地上新思想的快速传播，也不妨碍向西方学习成为一种时尚，一种潮流。
早在一九零三年（光绪二十九年），山西学政刘嘉琛任满调京，新任学政宝熙到任之后，就首先整顿大学堂中学专斋。聘请了一批中外教师任教，一改旧日的“斯文学究”之态，使中斋与西斋取长补短，合二为一。
随后，他又整顿了农林学堂，聘请日本农林专家多人授课，并添置了理化仪器。对太原乃至整个山西新文化的兴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客观上也为西方新思想的传播，进一步创造了条件。
当省城太原教育蓬勃发展之际，学政宝熙感到教员供不应求，于是征得巡抚同意筹措经费保送学生留日学习。第一批保送了三十名，其中多为山西大学堂中斋学生，武备学堂，农林学堂各有数名。除官费外，宝熙还鼓励家资富裕的进步人士自备资金出国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