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见大势已去，主张民军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撤出武昌，汇合江浙的民军一起，攻取南京。
他的意见，遭到军政府的军务部主要负责人的坚决反对：
我们付出那么多牺牲，流了那么多血，武昌是首义之地，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呢？守得住就守，守不住就与武昌共存亡。我们这里牵制住北洋军主力，比直接参与攻打南京发挥的作用不是更大吗？
特别是军务部副部长代部长的张振武，他掏出枪来大吼：“再有言撤退者，格杀勿论！”。
军务部部长是那个被**炸伤的孙武，现在还没有痊愈，他的职务由张振武暂代。
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黄兴的意见肯定都是对的。保存实力，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这当然没错。
但是，当时，民军如果听了黄兴的话，还真的大错特错了。
因为，武昌丟不得。武昌是首义之地，是照亮各地的灯塔，是旗帜，是圣地。全国各地有多少眼睛在看着武昌呀！对各地影响之大，是无法估量的。
而牵制住北洋军主力，也无疑是对各地的革命运动地最大支援。
而且，最重要的是：武昌也不会丟，因为有人眷顾。
误打正着，坚守反而是对的。
黄兴见说服不了民军负责人，眼看武昌肯定是守不住，只好带着几个手下，匆匆离去。他倒不是临阵逃跑，上海那边一直催他快点回去。
不过他走的时候心情很沉重、很沮丧，好像他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的军事指挥才能了。如同他后来对一个知己所说，自己怎么总打败仗？
因汉口古时候叫作江夏，汉口、汉阳争夺战，又被后人称作阳夏战争。
阳夏战争是辛亥革命最大的战役。无论是持续的时间之长，还是战况之惨烈，乃至交战双方的死伤人数，都是可以称最的。
民军所以失败，说到底是因其实力和北洋军远不在一个档次上。但后人也指出，黄兴的指挥失误，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比如，汉阳守卫战，如何布防？黄兴的部署是大军在汉阳正面防守，用少数兵力在侧翼牵制。这个作法，曾遭致军务部副部长代部长的张振武等人地坚决反对。
他们久在军中，熟知北洋军的战法，认定冯国璋不会从正面进攻。正面最多是佯攻，汉阳的侧翼蔡甸才是汉阳的门户，而新沟又是蔡甸的咽喉，当重兵把守。
事实上冯国璋正是这样做的，如果黄兴能采纳他们的意见，民军还是有一拼的。
但忠言逆耳，固执己见的黄兴听不进这些土专家的意见，他是总司令，他说了算。
而奇袭汉口，如派出一支小部队，一支敢死队，趁滂沱大雨奇袭冯国璋的指挥所。先把北洋军指挥系统打瘫痪，或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战果。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孤注一掷搞什么置于死地而后生，则历来是兵家大忌。
危机时刻，黄兴临阵走人，也被张振武等诸人很看不起，认为他们是临阵脱逃。张振武等人则正相反，什么地方最紧急，什么地方最危险，他们则出现在那里。
清廷为了表彰冯国璋，授冯国璋一等男爵，冯国璋自然欢欣鼓舞。接连拿下汉口、汉阳，冯国璋乘胜追击，发起对武昌的进攻。
民军已经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御，黎元洪也已经带着军**一干人，退到了离武昌几十里外的葛店镇王家店村。
武昌城内军心涣散，失守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了。
但是，就在北洋军就要打进武昌的时候，他们却停止了进攻。
原来是袁世凯下了死命令，停止进攻武昌。
冯国璋正打在兴头上，看到武昌垂手可得，当然心有不甘。
一个电报接一个电报的请战，说乱党已溃不成军，战机不能错过，拉出架势，要“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袁世凯怕冯国璋贪功心切，临阵换将用段祺瑞换下了冯国璋。
冯国璋是个军人，段祺瑞不但是个军人，也是个政治家。他比冯国璋站得要高，看得要远，也有大局观。
段祺瑞了解袁世凯的战略意图，更不愿意和曾经的新军兄弟自相残杀。他接受了冯国璋的指挥权后，马上把人马撤回到了汉口、汉阳，而后按兵不动。
民军方面一见北洋军撤军，总算舒了口气。
他们想不明白北洋军为什么撤退，更没想到北洋军会派出和谈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