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都难以置信，但阮忠枢知道，袁世凯突然改变主意，肯定与徐世昌的信有关。
袁世凯点点头，把信又从阮忠枢手中拿回。信封敞着口，袁世凯将信取出，交到了杨度手上。
杨度读的时候，王锡彤凑过去看，只见袁世凯的信写道：“闻命之下，惭赧实深。伏念臣世受国恩，愧无报称；我皇上嗣膺宝录，复蒙渥沛殊恩，宠荣兼备。
“徒以养疴乡里，未能自效驰驱，捧读诏书，弥增感激。值此时艰孔亟，理应恪遵谕旨，迅赴事机；惟臣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此系数年宿疾，急切难望痊愈。
“然气体虽见衰颓，精神尚未昏瞀。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虽非旦夕所能就痊，而究系表证，施治较旧恙为易。
“现既军事紧迫，何敢遽请赏假？但困顿情形，实难支撑。已延医速加调治，一面筹备布置，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籍答高厚鸿慈于万一。”
“妙！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说我足疾让我回家养病，我就足疾不能奉诏。”杨度不住地称赞。
袁世凯问阮忠枢：“如果咱们的那位摄政王问起我的足疾？你想怎么说？忠枢兄弟。”
“我就说连路都走不了。”阮忠枢想都没想。
袁世凯摇摇头，“忠枢兄弟，你得这样说：我看足疾实在是没什么，只是人变得心灰意冷，好像已经看破红尘。所谓功名利禄，皆已成过眼烟云了。”
杨度说：“也就是说，宫保大人不是不想出山，而是要些条件。”
“我是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使唤丫头吗？”袁世凯忿忿地说。
说完，他又拿出一封封好的信，交给阮忠枢，“这封密信交与庆王爷。”
袁世凯在给奕劻的信中写了了一些感恩戴德的话，而后话锋一转，言道：“鄂军已全变，各路援军会很少，余去湖北，赤手空拳，无兵无将，拿何剿抚。对于荫昌大人所部，余只有会同调遣之权，能当何用？……”
接下来提出条件如下：“无兵无饷，何能办事，拟就直隶续备，后备军调集万余人，编练二十四、五营，前往湖北，以备剿抚之用。拟请度支部先拨银三四百万两，备作军饷与各项急需。并请军咨府，陆军部不可绳经文法，遥为牵制。……日各事照办，自当力疾一行。”
阮忠枢和杨度前脚走，荫昌后脚到了。
他是路过这里，顺便来看看袁世凯，他还不知道朝廷要起用袁世凯，自己没带过兵打过仗，心里还是没有底数，想到袁世凯这里讨些主意。
袁世凯听家人报荫昌来访，立刻装起病来。
荫昌，字五楼，后改字午楼，满洲正白旗人，
早年是国子监官学生。
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入北京同文馆内德文馆就读。
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年），出任驻柏林使馆三等翻译官。
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入德**事学校学习军事操作技术一年，在德国留学期间，与时为皇太子的德皇威廉二世同班，建立了深厚的私交。毕业后奉派押运**返国，交给北洋新军。
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出任北洋武备学堂翻译，继补道员，历升武备学堂监督、帮办、总办。
光绪二十五年（一**九年），因德国强占胶州湾，荫昌奉命挑选精通德语的人才，以备翻译之用。同年冬天，调协助对德交涉路矿事宜。
袁世凯小站练兵时，曾请荫昌推荐人才。荫昌独具慧眼，推荐了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梁华殿。
光绪二十六年（一九零零年）三月，调至山东佐赞军务，在当时的山东巡抚袁世凯麾下，任副都统，参与对义和团的镇压。三月二十二日，袁世凯委其与华德铁路公司总办锡巴乐、德军军官布德乐议订铁路章程二十八条，是日正式签定。同时与德国山东矿务公司总办米海里等签订《山东华德矿务公司章程》。
光绪二十七年（一九零一年）三月，授侍郎衔正白旗汉军副都统，七月，清政府派醇亲王载沣为头等专使大臣，前往德国，对克林德之死表示‘惭悔之意’。并命前内阁侍读学士张翼、副都统荫昌‘随同前往，参赞一切’”。同年出任驻德国钦差大臣，继兼驻荷兰钦差大臣。后以侍郎衔出使德国大臣，光绪三十年（一九零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