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重的压力之下，载沣和朝廷让步了，他不得不让步了。还好，能学会对民众让步，毕竟是个了不起的进步。
一九一零年十月二十八日，清廷宣布，着手组织责任内阁，预备立宪由九年“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即一九一三年召开国会。
对于这个结果，立宪派中张謇等所代表的温和派，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偃旗息鼓了。张謇现已是一名富商，他生意上的事也很忙。
而立宪派中的激进派不满意，又搞了一些活动，但因为参加的人不多，也就慢慢平息了。
一九一一年五月八日，千呼万唤的责任内阁终于出笼。
奕劻为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下设外务、民政、度支、学、陆军、海军、法、农工商、邮传、礼藩十个部，以梁敦彦、善耆、载泽、唐景崇、荫昌、载洵、绍昌、溥伦、盛宣怀，寿耆为各部大臣。
在十三名内阁大臣中，满族九人，汉族仅占四人。
满族九人中，皇族又占五人。
这个结果很令方方面面失望，被人们戏称为“皇族内阁”。
而皇族内阁是违背立宪原则的，立宪派召开的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立即上书，指出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不相容，要求另选大员担当总理大臣。
又向全国宣告：新内阁人员組成，均与国民“所希望者相左”。“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为**”。
对此，清廷不予理睬。七月初，咨议局联合会再次呈请另組责任内阁。
清廷回答：“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议员不得过问。
咨议局联合会立刻针锋相对的用立宪原则给予批驳，指出：国家是国民的国家，不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君主之地位，不过为国家一个机关。动言君上大权，总揽政治权，是违宪的，是对人民权力的剥夺。
只有以议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才是立宪的本来意义。
严正声明：“授亲贵以国务大臣，无以明朝廷大公之心迹”，皇族内阁问题绝对不能通融。
事情就是这样，不管下边喊得多凶，不管下边的意见多有道理，但权力在朝廷手里，朝廷不理睬，说什么都没有用。
君主立宪，需要特别开明，思想境界极高，道德品质极好的君主。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毫不贪图个人的权力及名利，这样的人，不能说是没有，但肯定是为数极少的。
一个国家能够遇上，那才是国家之幸，人民之幸。
而在大多数时候，没有制度和有效机制对**进行强有力的限制，靠当权者的良心发现和自觉自愿，君主立宪是很难实现的。
民主归根结底还是要靠人民群众自己去争取，而不能靠封建统治者的恩赐。
载沣或许在想，反正大权在自己手中，无论你们大家怎么喊、怎么叫，我就是不理睬，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从表面看似乎是这样，但让载沣想不到的是，人民用和平的方式，达不到目的，很多的人就会诉诸暴力，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加速清朝统治的灭亡。
袁世凯在农工商部当参丞的长子袁克定，这一天又回彰德洹上探望父亲。
每一次他都会很详尽的讲朝廷的事，袁世凯每次也都听得很仔细。
这一次，他显然对责任内阁更感兴趣，听完了这个被称做“皇族内阁”的名单和各方的反应后，袁世凯沉吟了良久，没有说话。
袁克定征求父亲对这份名单的看法，袁世凯说：“说实在话，这个责任内阁的組成人员，还是很不错的。
“就拿总理大臣奕劻来说，人虽然有些贪，但他是很开通的，也识大体。载泽在海外的华人和立宪派中，口碑是不错的。善耆在宗室皇族中则是最开明的一个，他与海军大臣载洵出洋考察时，曾在国外与立宪派的梁启超诸人有过密切的接触，思想是很前卫的。
“溥伦作为资政院的总裁，一直在致力于立宪。而司法大臣绍昌一直在主持起草法律，《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大清民律草案》这些法律都是出自他手，如果他不是立宪派，还有谁能称得起立宪派。至于你徐世昌伯父，就更不用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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