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着重于中华本邦史外，大明皇家历史博物馆也有世界各国多种多样的文物，显示了大明天下无敌的气概。
在中华本邦文物中，自龙山文化起，各种各样的陶器、玉器、漆器便有相当数量，殷商秦汉各代文物更是数不胜数。
可以说，稀粥站焊各领风骚，喂糖送圆不拘一格，各种现代工业的残次品争奇斗艳，那是相当的精彩。
但反过来说，朱富贵让【诚信古玩店】小二黑给整的这些文物，还真不是胡扯白咧，基本上都是后世陆陆续续考古的重大发现的复制品。
很多人以为，一个宋人一定要比后世的学者更了解汉代，一个明人一定要比后世学者更了解唐代，甚至是司马迁比后世学者更了解春秋。
这种观念未必是正确的。
实际上，由于考古能力的大幅度提高，或者说的粗俗一些，随着挖坟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文献流通的方便，在近代以来考古学是有及大幅度提升的，后世的学者对于以往历史的了解在很多方面远高于前人。
比如说司马迁见到的《论语》，便远不如后世学者从古墓中挖出来的《论语》更加贴近孔夫子原版。
甲骨文的发现也是其中一个例子。
在十九世纪末之前，中国古人对这种三千年前的古文字一无所知。
而在后世，小学的孩子都知道，甲骨文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种文字。
同样的，还有秦坑兵马俑，在1974年3月，临潼县骊山镇西杨村农民，在陵东15千米的地方打井发现真人大小陶俑之前，这支尘封两千多年的无言大军亦并不为人所知。
陶俑殉葬当然知道，但真没有人想象过，祖龙这个老男人居然丧心病狂搜集了如此之多，如此之精良，如此之宏大的手办军团。
而在大明皇家博物馆中就展示了一个小型的秦兵俑坑。
莫白也好，其他一些参观的军人也好，就这样隔着玻璃与这些两千年前的老秦军人对视。
这一刻，仿佛跨越了悠悠岁月，那悠扬的秦腔与古老的战歌在这些大明军士的耳边响起。
这一刻，相比于精神的传承，这些文物的真与假，其实并不重要。
当然了，从许多角度来说，这些东西都是真的。
因为真正的秦俑就被封存在骊山，等待着大明恢复中华之后将它们重现天日。
到那时候，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对大明皇家博物馆的收藏有任何质疑，只能深信，这些陶勇就是当年大明皇室从骊山得到的。
只不过当时的大明皇室认为，此秦俑为中华瑰宝，在发掘技术尚不完备前，不能进一步发掘，以免先人留下的财富蒙受破坏。
这实际上也是后世考古工作中的一大遗憾。
七十年代发掘出土的秦俑其实有着绚丽的色彩，但因为当时的文物保护技术不佳，造成秦俑出土后表面色层迅速氧化破坏，最终成为了灰不溜丢的泥俑模样。
虽然无色的秦俑也很壮观，也很美丽，摄人心魄，但这毕竟不是这些秦俑本来的样子，失去了始皇帝一扫六合时大秦绚烂的光华。
所以即是为自己的假文物找个佐证，也是为了日后发掘那些真文物打下预防针，朱富贵在展板上将这个细节原原本本介绍给了参观者们。
当然，类似河南安阳、陕西骊山镇这样具体的地名朱富贵是不会标注出来的。
毕竟这些文物至今没有出土，如果因为自己而使得它们遭受到那些杀千刀的盗墓贼的光顾，那朱富贵的罪过可就大了。
中华辉煌灿烂的历史令每一个游客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这就是文化的魅力，这就是文物古迹的魅力。
所以常凯申虎踞蛙岛不忘将故宫文物一扫而空，日寇侵华也将大批大批的文物运送回国，更不要说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卢浮宫里那些流落异乡的文物了。
不过如今，在大明皇家博物馆事情自然要反过来。
在玩《文明5》的时候，派出考古学家偷偷前往别国挖掘文物，或者将中立文物抢注为自己的文物，一向是朱富贵乐此不疲的事情。
当然目前朱富贵还没有能力舰泊泰晤士，炮轰凯旋门，去欧洲强盗的老家抢文物，不过大明皇家博物馆已经给他们空出了位置。
在华夏本邦馆周围，是朝鲜、越南等一系列近藩的馆区，近藩之外是类似波斯之类的蛮夷馆区，再远，就是禽兽馆了。
这是符合数千年来中华对于周边世界的认知的。
【免责申明：此乃尊重历史的复原，不代表我大明的外交政策，友邦切莫惊诧】
为了避免友邦惊诧，朱富贵特地用5号袖珍字体贴心的在【禽兽馆】三个正楷大字下面写了告知，显示了我大明包容四海的广阔胸襟。
想来未来陪同各国来访元首、使节观园的时候，那些知礼识节的欧洲朋友们是不会有过多不必要联想的。
此外，在诸馆里面，日本馆算是比较特殊的一个。
考虑到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德川爱卿还没见面就给自己贡献了两条蒸汽炮艇，朱富贵还是捏着鼻子将他们算作了【近藩馆】。
毕竟三百年前上表称臣了嘛，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德川老弟说不定还会“自愿”上表纳土归明……
朱富贵看好德川小老弟的觉悟。
在日本馆中有不少文物。
除了朱富贵处于让后世学者多掉点头发而特意放进去的陶俑奥特曼以外，大部分还是蛮重要的文物证据。
一个是足利义满的称臣表。
另外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汉委奴国王金印”了。
这枚铜镍合金的纯金金印，印面呈正方形，边长23厘米，印台高约09厘米，台上附蛇形钮，通体高约22厘米，上面刻有“汉委奴国王”字样。
实际上，这枚印章的真品现在已经出土了几十年了。
不过消息只在福冈地区小范围内流传，儒学家龟井对此做过一些研究。
目前金印应该是在当地的小领主黑田手中。
但不管是龟井还是黑田，听名字就不像是什么大人物，这枚金印自然也没有引起什么轰动。
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黑田后人将它捐献给福冈博物馆之前，其实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这枚印，而听闻过这枚印的人，也大多认为这是一枚伪造的印章。
直到1956年，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西汉古墓群的滇王墓中，出土了一颗汉武帝刘彻赐给滇王尝恙的金印“滇王之印”。
而这颗金印无论质地、字体、印钮和尺寸大小，均与日本出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相同。
而在当时汉朝皇帝眼中，云南与日本的土王同样也没有什么差别，送出同款金印也在情理之中。
至此，依靠滇王之印的佐证，汉委倭奴王金印的真实性基本再无人怀疑。
到了1981年，扬州市邗江县甘泉二号汉墓发现了一颗汉代诸侯王玺“广陵王玺”，而这一枚印章根据考证更是与汉委倭奴王印出自同一人之手，时间甚至都只相隔一年。
金印的真伪基本尘埃落定了。
这个时代，朱富贵当然不会留给日本人磨磨唧唧考证的机会，直接把一箩筐证据砸在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