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它的存在意义并不大，基本上和之前的陆军总长在民国军事上的地位相似，这也是张汉卿并没有在这个委员会中任职、而继续让“习惯”了休闲生涯的孙烈臣担任的原因。
不过，等腾出手后，张汉卿一定会发动武力，消灭一切敢于拒绝“统一”的军阀的。估计这也是所有实力派的心愿：袁世凯干过、强大时的皖系干过。
对于实力较弱者，是不甘交出手上的军权的，所以才有“省自治”、“联省自治”等的滥觞。当奉系还很虚弱时，也曾反对过“武力统一”，但那是因为它的羽翼未丰。一旦它以为自己的力量差不多时，也和其他军阀一样，要建立所谓“全国统一”的“合法政|府”。
这次破开荒召开的所谓“国是会议”，发起国民大会，探讨恢复法统，取消各地自治政|府，实现全国统一，其实就是这个目的。
从当时中国最直接、最现实的困境来说，联邦制、联省自治、一国多制的政治体制，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各种政治野心家的专擅行为。从消极意义来说，这也是当时实际上陷入分裂状态的中国重新走上统一之路的一种“比较和平的方法”。
这种复合国体形式，或许合乎中国国情，中国的实际情况也许确实如许多学者所分析的那样。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实际上陷入了一个理论误区。
因此，反对者也几乎如出一辙从中国国情来立论。
中国国情一个最大的特殊性在于，理论上不会有谁坚定反对自治、联治，但在他们内心深处想着的是“自己治”，而不是“别人治”。那些没有能力扩大地盘的小军阀，则更乐意于抱定“自治”的招牌不放。也就是说，“自治”实际上很可能被|操作为“官治”、“军治”，而非“民治”。
更何况，当时中国的民众并没有相应的自治能力，还需要长期的培训。这就不可避免发生一个问题，一旦利益冲突，拥有权势的人或集团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的，更遑论帮助民众来参与政治，约束自己。
在孙逸仙执意拒绝下，张作霖毫无疑义地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国家统一委员会”的主席。以张汉卿为首的“计划委员会”为设计国家的国体与政体作了大量的工作，并基本上与各方达成协议，于半年后召开立法院----即国会的选举工作。至于政体为何，尚无具体结论。
在此期间，段祺瑞继续作为临时执政，代表国家行使权力，但实际行政、军事、外交、人事及经济权力均集中在人民党系手中。
在这一段期间，人民党的地方组织已经在各地扎根，成为正式的力量渐渐地在非传统的奉系地方行政上发挥作用，引起其它地方实力派的不满和警惕。